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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从“青梅煮酒”到以青梅煮酒、“煮青梅之酒” 尽管《三国演义》原本说得极为明确，没有丝毫的模糊和分歧，而宋人言谈中的“青梅煮酒”指两种食物更是明白无误，而我们现代的理解却表现出“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偏差。我们以大陆版《辞源》《汉语大词典》和台湾版《中文大辞典》对“青梅煮酒”一词的释义为代表。《辞源》说“煮酒”是“古代的一种煮酒法”，然后举晏殊词句、苏轼诗句为书证，但未进一步申说，大意应是理解为以青梅煮酒的一种方法。《汉语大词典》说：“以青梅为佐酒之物的例行节令性饮宴活动。煮酒，暖酒。”将煮酒释为温酒，显然与上述宋人原意和《三国演义》本义有差。《中文大辞典》说是“以青梅之实酿酒”，将煮酒释作酿酒，而直接用青梅作原料酿制果酒，梅酸过甚不利曲菌发酵，各类酒经及生活类著述也未见记载。三种解释虽然都分别引宋人诗词和《三国演义》为证，但显然对宋人和《三国演义》的实际语义并不了解，关键是对煮酒的名词之义一无所知，因而不免望文生义。然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共同的认知，电视剧、各类通俗读物乃至于《三国演义》的学术整理本均作此理解(35)。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能不说与元代以来人们有关活动和说法的长期演化和积淀有关。 在“青梅煮酒”各类说法中，“煮酒”的词性词义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明朝以来，作为酒类名称的“煮酒”仍然见诸记载，尤其是通俗生活百科类、医药本草和一些方志著作中仍多涉及。如明刘基《多能鄙事》、宋诩《宋氏家要部》《竹屿山房杂部》、王鏊《(正德)姑苏志》等都有相关的技术说明和酒类介绍，但内容一如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一样，主要仍是宋人有关说法的转述。在明朝诗文中，我们只找到明初刘基《渔父词》“采石矶头煮酒香，长干桥畔柳阴凉”，明中叶杨基《立夏前一日有赋》“蚕熟新丝后，茶香煮酒前”等少数一两条仍属酒名的诗例，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煮酒”都是温酒的动作之义，有时也径指整个酿酒的活动(36)，而不是酒类的名称。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入清后，煮酒与烹茶、烹豚、烹羊、烹鱼、杀鸡等连言对举(37)，成为设食宴客、盛情聚友的常见活动或标志方式，“围炉煮酒”“拥炉煮酒”、“泥铛煮酒”等会友娱宾的细节频频出现在各类诗文歌吟和描写中，煮酒与温酒、暖酒、热酒、烫酒等同义，同指饮前给酒加热的举动。 在这样的流行语境下，“青梅”与“煮酒”连言和对举的含义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仍指青梅佐酒，这是宋人“青梅煮酒”本有的意思，也是“青梅煮酒”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如明虞谦《游顾龙山》“林间煮酒青梅熟，雨后烹茶紫笋香”，杨慎《归田四咏为宪副卞苏溪赋(卞名伟)·春耕》“饷陇青梅煮酒，访邻绿笋烹茶”，清常熟徐涵《雅集》“摘梅倾煮酒，削笋和蒸豚”(38)，都两两一组，是搭配佐食之意。清陈维崧《绿头鸭·清和》“烘朵玫瑰，剪枝芍药，摘梅煮酒且娱宾”，也是明显的摘梅佐酒之意。但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则是泛言饮酒或其他酒食而以青梅相佐助兴，而不用“煮酒”一词。如明杨基《虞美人·湘中书所见》“青梅紫笋黄鸡酒，又剪畦边韭”，清文昭《夏日集韵得行字》“纱橱竹簟眠初觉，红杏青梅酒数行”，郑世元《分佩招同俯恭崘表陪家寄亭集吾庐和寄亭韵》“青梅如豆酒初熟，长啸一声山鸟闲”即是。 只要“煮酒”作为动词与“青梅”配合举食，就面临生活常识上的挑战。众所周知，饮前加热温酒一般用于天寒、夜冷、气湿的时节和环境，前引唐宋人的“温酒”“暖酒”“煨酒”之事都属于这种情景。而宋元以下淮岭以北多无梅树，江淮以南青梅可食的时节在春末夏初，而此时的江南气温已高，若非特殊情况，饮酒不必再加温，我们在宋人作品中甚至还看到因春暖而“嫌温酒”的现象(39)。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明清时期虽然人们的饮酒活动决不会少于两宋，但以“煮酒”与“青梅”组合出现的机率却大幅减少，有关“青梅煮酒”的说法，大多属于点化古人风雅之语，食青梅而温酒并非生活之必需。更多的情况下所说是另一种青梅佐酒方式，这就是煮青梅下酒、以青梅煮酒或煮青梅之酒。吴绮(康熙时人)《和庞大家香奁琐事杂咏》：“煮得青梅同下酒，合欢花上画眉啼。”顾舜年(乾隆时人)《酷相思》：“手摘青梅将酒煮，更有甚闲情绪。”应宝时(道光时人)《玉抱肚》：“恨青梅酒冷无人煮，恨青萍剑冷无人舞。”樊增祥(咸丰举人)《消夏绝句》：“天靳相如露一杯，酒鎗无意煮青梅。”《笏卿见和前韵再叠一首》：“榨头新熟鹅儿酒，待煮青梅约使君。”《五月三日送西屏暂归青门》：“美田新酿鹅黄酒，烂煮青梅伫尔归。”或以酒煮梅，或径称煮青梅酒，说的都是将青梅入酒煮饮。即便像吴绮所说“煮得青梅同下酒”，以青梅鲜脆，似不必另行水煮，实际表达的可能仍是酒煮青梅或煮酒浸梅。而煮酒绝不会“烂煮”，只是文火暖酒，合理的情景应是将青梅置于酒中适当加温，或温酒后浸入青梅备饮，这是有清一代所谓“青梅煮酒”更为常见的说法和更为切实的方式。 在上述青梅煮酒的语义环境里，《三国》青梅煮酒之事也就受到了与原著不同的理解和转述。如毕木(?～1609)《耍孩儿七调》：“菡萏新红茂叔台，智仙亭上欧阳醉。玉川子烹茶解闷，曹孟德煮酒青梅。”毕木出生于嘉靖初年，这正是《三国志演义》嘉靖本出现的年代，所说“煮酒”已非名词之义，而是与“烹茶”相对应的动作。再看《三国演义》文本的变化，明嘉靖本原为《青梅煮酒论英雄》《关云长袭斩车冑》两节，清初毛宗岗整顿后的回目是《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这种对仗的方式使“煮酒”明白无误地定格在温酒的动作上。再看同期诗文作品，明末陈函辉《题唐灵水曳杖寻梅图》：“檐前箸落，青青在手。我所寻梅，曹公煮酒。”清初董以宁《洞庭春色》：“坛坫英雄谁敌手，便添煮，青梅佐曲车。闲评论，问使君与某，是也非耶?”张贵胜《遣愁集》卷六“赏鉴”：“刘备尝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豆，操煮酒与备共论英雄。”乾隆朝曹学诗《会稽家左仪先生暨德配蒋太君双寿序》：“试煮青梅之酒，谁为借箸之英雄；闲听红豆之歌，愿化凌波之神女。”张九钺《题清容太史雪中人填词》：“吹箫屠狗事何穷，游侠须传太史公。好对江南三尺雪，围炉煮酒话英雄。”晚清樊增祥《满江红》：“纵我生稍晚，犹及光丰。时代如今逢过渡，中流击楫几英雄。约使君，添酒煮青梅，操请从。”所说“煮酒”尽为动作，或以青梅煮酒，或以酒煮青梅，说的都是一义。其中张贵胜是直接抄述《三国》故事，却成了曹操煮酒与刘备共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义明显不同。青梅作为佐酒之物，或有入酒与不入酒煮的不同调制方式，煮酒作为加热温酒的动作则是明以来有关说法的一致含义，对曹操青梅煮酒故事的各类引用和复述更是如此。前引《辞源》《汉语大词典》等今人通行的理解和说法，正是元以来这一生活常识和文学故事长期误解和转述的产物，包含了元明以来数百年间相关活动和思维的历史积淀，构成了我们今日对“青梅煮酒”这一生活常识、文学掌故和文化符号的基本认知和感受。 综上可见，“青梅煮酒”早在两宋时就是一个社会热词，实际说的是青梅、煮酒两种食物佐食取趣的活动。煮酒是一种酒类的通称，其生产技术和产品性质都与后世的黄酒相当，是当时政府榷酤的一大商品酒类。它与青梅同是春夏之交的当令食品，人们以青梅佐酒，形成风气，包含了丰富而美好的生活情趣，文学作品乐于描写与赞美，从而凝结为文学的经典意象和饮食活动的流行话语。但这一盛况在元朝并未得到延续，元朝的酒业生产和管理、全社会的饮酒风气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颠覆了煮酒盛行的根基，作为酒类通名的煮酒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兴的黄酒。与此同时，“煮酒”作为温酒的动作之义却开始兴起并逐步流行起来。《三国演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正是产生于这个词义转折的关键时期，但原文所说“青梅煮酒”保留了宋人两种食物的旧义，这也许包含了这一故事产生时代和作者生活背景的某些信息。明清以来，由于煮酒名词之义的沉寂，对“青梅煮酒”的定义和理解也就发生了明显的转移，更多情况下说的是以青梅煮酒或煮青梅之酒，这正是我们今日对“青梅煮酒”这一文学掌故和生活常识的基本理解。认清这一逶迤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把握“青梅煮酒”这一文学事迹、生活常识、成语掌故的实际含义、历史积淀，了解其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而且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时代、宋元时期酒业的发展状况、黄酒名称的起源等相关问题都有直接的参考和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