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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青梅煮酒”的时代 正是在两宋清酒、煮酒向明清黄酒名称演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三国演义》提供了著名的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众所周知，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也有根据内外不同证据向前向后略作延伸而有作于南宋、元中叶、元晚期、明中叶等不同说法。由于作者资料的缺乏和版本信息的复杂，迄今争论不休。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同主张涵盖的时间以元中叶至明代初期为主，而这正是“煮酒”一词语义逐步变化的关键阶段。《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这一细节描写“煮酒”的定义及其在同期“煮酒”语义演变进程中的位置，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还是回到故事文本。明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目前确认传世最早的版本，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叙述是这样的，曹操约刘备酒叙，先介绍自己昔时领军曾“望梅止渴”，继而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缸头(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无缸头二字)煮酒正熟，同邀贤弟小亭一会，以赏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尊俎，盘贮青梅，一尊(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一尊作壶斟或壶酌)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所谓“缸头”指酿酒所用瓮坛之类容器，也径指新熟之酒(34)。“煮酒正熟”不是说加热煮酒已沸，而是说酿制的煮酒已经成熟，正可开坛享用。所谓“一尊煮酒”，尊是盛酒器，而不是煮酒器，所说正如今人言一壶煮酒的意思，而不是以尊温酒。叙事末尾又有诗为证：“绿满园林春已终，二人(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二人作曹刘)对坐论英雄。玉盘堆积(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积作翠)青梅满，金斝(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斝作翠)飘香煮酒浓。”斝与尊同属盛酒器，形制稍异，有三足。作者换用此字也只是诗歌的平仄所需，其意与尊完全相同。诗中“煮酒”与“青梅”对仗，同属名词，所说完全是重复前面的叙事。我们这里不惮其烦地一一详细解析，意在提醒读者不要轻易笼统地滑过这些饮食细节，要留心与今人的习惯理解不同之处。这里曹操提供的“青梅煮酒”，正是宋人所说的青梅与煮酒两种食物，而非以青梅去煮酒，煮酒不是烧煮加温之义，与《三国演义》关公温酒斩华雄之温酒并非一事。 这一令人颇感意外的细节，也许包含了《三国演义》作者和写作年代的某些信息。考虑到作为《三国演义》蓝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都无此情节，则此情节很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原创。从前面的论述可知，至迟元中叶以来，“煮酒”作为酒名的说法已经寥若晨星，几乎无人使用。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势下，《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段“青梅煮酒”的描写，却严格忠实于宋人的生活实际，应该有这样两种可能：(1)这段故事的写作时代与宋朝相去不远，在元朝出现的年代不会太晚，应该不会晚至明朝，更不会晚至明代中叶。(2)故事的叙述者有着深厚的江南地区生活经历。如果元末明初贾仲明(1343～1422后)《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戏曲家罗贯中即《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则此人“号湖海散人”，与贾仲明为“忘年交”。所谓“湖海”应非泛泛的江湖之义，而是标榜一生中重要的生活空间，一般指湖泊密集、濒临大海的长江下游，即今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省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郎瑛《七修类稿》称罗贯中为钱塘人、杭州人，或者不是空穴来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可能长期居住在杭州一带，至少应年长贾仲明30岁以上。我们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在时间上贴近南宋或者长期生活在“青梅煮酒”风气十分浓厚的江南苏、杭一线，会有这样贴近宋人生活实际原汁原味的细节描写。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全书的只鳞片羽，如果就全书所涉名物风俗、方言俚语、地名人名等进行全面的排比验证，或者可望在《三国演义》作者、写作时代等方面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