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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见朱自清：《诗言志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②马承源原来的训释为“离”(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之《孔子诗论释文考释说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李学勤、裘锡圭释“”为隐(见李学勤：《谈〈诗论〉“诗亡隐志”章》，《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裘锡圭：《关于〈孔子诗论〉》，载《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4页)。饶宗颐不同意此说，力证应释读为“吝”，意为“有所吝惜而保留”，“‘诗亡吝志’者，谓诗在明人之志”(见饶宗颐：《上海楚竹书〈诗序〉小笺》，载沈建华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笔者以为，释读虽有不同，但对文意的理解并非截然相反。在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之前，姑从释“隐”说。 ③杨伯峻就《春秋》的记载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日蚀，由隐公到哀公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地可见的日蚀有六十次以上，《春秋》仅载一半。第二是鲁国十二公，除闵公在位年短，其余都有十数年或数十年，但《春秋》载鲁女出嫁仅七次。接近两个半世纪鲁公室仅有不足十女出嫁，其中肯定有失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④吴承学、何诗海：《浅谈中国古代文体价值谱系》，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 ⑤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见《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78页。 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81页。 ⑦杨伯峻谓：“此弦歌也，即以各国之乐曲伴奏唱歌。”见《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1161页。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1162～1163页。 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0页。 ⑩(11)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22页。 (12)屠友祥：《东坡题跋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 (13)(14)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5、255页。 (15)见丁福宝编：《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5页。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6页。 (17)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係铭》，见《元稹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1页。 (18)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 (19)参见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20)钱锺书：《七缀集》，第23～24页。 (21)钱锺书：《管锥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页。 (22)《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王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见《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463页。 (23)以上所引，均见焦循：《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67、368页。 (24)笔者赞同朱自清的看法：“‘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者之志”。见朱自清：《诗言志辨》，第19页。 (2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3～674页。 (2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 (27)朱自清：《诗言志辨》，第23～37页。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9)对这个问题学界或有不同看法，迄今无定论。朱自清《诗言志辨》既将“诗缘情”看作“诗言志”的引申、扩充，又认为“‘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诗言志辨》，第23页)陈伯海《释“诗言志”》一文，赞赏朱先生“眼光毕竟犀利”，“只有拿‘志’与泛漫的‘情’区划开来，才能确定地把握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言志”和“缘情”在理解上似乎分属不同的传统，尽管“缘情”是后起的。之所以造成理解的差异，笔者以为当缘自现代的文学观念的变化，认为文学表达情感，而“缘情”中有个情字，更符合今天的语义文脉，故判“缘情”是另一说而别立一宗。其实，“志”与“情”在古代分属不同的语义脉络。志者，“心中所止”，“在心为志”。凡为心中所有而有止息于心，未发出来而表露于外者，皆可以称为志。上博楚简《性情》云：“凡心有志，亡举不可。”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同章作：“凡心有志也，亡与不可。”(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102页)志止于心，故需要“举”和“与”才能将之激发出来，后天的“举”和“与”，儒家认为是通过学，“人而学或使之也”(注同上)。通过言辞发抒出来的就是言，自然也包括诗。志与诗，一内一外。而情，则是儒家性情论的语义脉络的概念。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以性为中心，向上而究于命、天，向下而究于情、道、物、义、势、悦等多个范畴。其中有云：“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说：“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第102页，版本同上)其中论性与情的关系，与《礼记·乐记》讲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如出一辙。《乐记》用“欲”字，《性自命出》用“情”字，语义完全相同。在静隐于内而不发的意义上，性与志的居处状态相同。志发而为诗，而性感于物发为喜怒哀乐之情，在自心之所出而发扬于外的意义上，诗与情当然是相通的。因此，由诗审志，由志见情，也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战国秦汉之际，儒门解诗不及于“缘情”，实在不是因为存在志与情的对立，忽视了情，而是因为戴伟华所说的原因：儒门解诗只是“阅读理论”，儒门解诗做的工夫是由诗返志，故只需论志。也就是笔者说的“解诗辨志”。待到日后诗坛复杂了，文体日繁，写作的问题出来，于是才有陆机提倡“诗缘情”。“缘情”是“创作理论”(见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