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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很久以来，人们习惯用“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来说明盛唐①诗歌的艺术风貌，认为盛唐诗人大多在作品中表现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和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但这些形象化的表述，只是对盛唐时期诗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的共时的静态的描述，难以揭示出盛唐诗坛风貌的复杂性和历时性变化。如果我们对开元天宝年间的诗歌作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所谓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之下，还涌动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盛世悲鸣的创作潮流。这一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兴起，反映了盛唐士子为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从追求到失落的心路历程。而盛唐士子之所以理想落空、壮志冥寞，既有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政治文化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的现实因素，也因他们自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和才能缺陷，更反映了盛唐文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与封建君主集权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文化矛盾。 作者简介：杜晓勤，北京大学中文系 按照盛唐诗选家殷璠的说法，从唐睿宗景云元年(710)至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前，是声律风骨尚未大备的时期。②此一阶段，沈佺期(?-713?)③、宋之问(656?-712?)、李峤(645?-714?)、杜审言(645?-708)虽已初步建立了律诗的格式，然或被贬或卒，都一一离开了诗坛；而盛唐代表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还未崭露头角。就在这新旧诗风交替的间隙，王湾在《次北固山下》④中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⑤这一风格壮美而又富有展望的新气象，吹响了“盛唐之音”的前奏。开元十五年后，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开始登场了，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 但是，“盛唐之音”到开天之际即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不独标志着所谓的“盛世”已初露黑暗专政的端倪⑥，而且也使此前诗坛一味的高唱、宏响中混入了不安的和声。次年，张九龄在荆州所作的《感遇诗》表现出对忠直朝士命运的担忧和不平⑦。接着，这种情绪也波及与张九龄关系密切的王维、王昌龄等人，他们或归隐、或出为外职，开始远离险象环生的权力中心，情怀也由原来的踌躇满志变为对羁身名宦的隐忧⑧。可以说，是较为了解朝政的上层士大夫，最先在盛唐诗坛上唱出了对国事、时世忧虑的歌声。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认识局限，这忧虑尚不激切。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才使得张九龄、王维等人诗中的这种忧思激化成对长安政坛黑幕的全面曝光。他在天宝三载(744)春将去朝时所作《灞陵行送别》诗中用“紫阙落日浮云生”，暗指朝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的政治局势。他在朝中和离开长安后不久所作《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及《古风》其十五、二十四、四十六等作品中，则从多个侧面讽刺、谴责朝中混浊不清的现状。由于其矛头已经直指皇帝，所以不能只看作是盛唐志士对朝廷不能用贤的讽谏，而是表明李白也开始对“圣代”“明主”持保留和怀疑态度，遂离京而去。 与此同时或早于这些上层士大夫对盛世国运的忧虑，开天间另一些久不擢第的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悲鸣。虽说玄宗朝已经为广大寒士提供了广阔的仕进道路，但皓首穷经，并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得意。所以，在开元中，就已经有不少诗人将这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高适家境贫寒，但身逢圣代，亦与其他盛唐志士一样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可是当他“西游长安城”“屈指取公卿”时，却失意而归，于是他又悲愤地喊道“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此后，他无可奈何地长期混迹渔樵、托身畎亩，不断慨叹“逢时事多艰，失路心弥折”(《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微才应陆沉”(《淇上别刘少府英》)、“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科场失意使他看到世态的炎凉。诗人越来越孤独，愈来愈感伤，竟至悲哀地唱道：“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宋中十首》其一)此时与高适同游者亦多系同病相怜之人，他们“相逢俱未展，携手空萧索”(《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反映了盛唐大批贤士牺牺惶惶、不知何适的怅惘和悲凉。所以，在颇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河岳英灵集》中，我们不但可以听到王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旷达之音，亦多能感受到圣代不遇的悲愤之辞。如，孟浩然是：“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⑨薛据是：“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⑩王季友也是：“白首短褐，良可悲夫!”(11)可见，在盛唐诗坛，诗人们的积极进取中亦夹杂着蹭蹬下僚的悲鸣，而且这种悲鸣愈来愈激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