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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文学史家丹纳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25)而开天诗风由“盛唐之音”转为“盛世悲鸣”，正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反映，更是盛唐诗人文化心态集体演变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比心态研究更能指出个人的集体性的一面了，确切地说，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26)盛唐诗人的主体，本来就是一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庶族寒士，他们的心态无论是从文化渊源还是从时代特质上看，都具有很强的“集体性”。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指出了士应具的文化特质。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孟子亦云：“君子志于道。”(《孟子·尽心上》)虽然“道”的含义较广，在各个时期士的心态中的体现也不一样，但就其实质而言，“道”总可看作“士”的信念的集中概括，规定了士的社会使命和群体意识。然而，儒家为士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在唐前各朝均未得到圆满实现。汉代统治者本想笼络士阶层，却难以摆脱以豪族为核心的原始宗法关系的羁绊，政治总为地方大族势力所左右。汉代实行的选官制度如察举、征辟及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均以地方大族推举官吏为基本精神，带有较浓的氏族贵族平等议政的痕迹，中下层文士难以与上层权贵融为一体，所以谈不上实现“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士阶层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原始宗法关系，逐渐转变为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关系。当作为士族集团主要组成部分的高门甲族还在享受特权的时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易换；另一方面，庶族寒士生气勃勃，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初盛唐时期的诗人主体也正是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剧变而产生出来的新兴力量。他们无特权可以依恃，无家世可以炫耀，迫切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寻求政治地位，实现自古以来文士梦寐以求的“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因而，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李唐统治者，也正是认识到这些寒门文士与门阀士族、关陇豪强不同的文化特质，渐重士流，广开才路，并标榜“犹股肱之佐元首，譬舟楫之济巨川”(27)，为寒士们越来越强烈的参政意识推波助澜。(28) 开元名相张九龄并非出自名门望族，正是怀着“致君尧舜、齐衡管乐”(29)的政治理想步入政坛的。孟浩然，史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30)，然他绝不是遗世独立、“为隐居而隐居”，而是在“隐居”的名义下，为应试求仕做准备。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就说：“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书袭世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希望自己能像扬雄一样因词赋而见赏于人主。(31)王维早年也是“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献给张九龄的诗中说“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就表明了他与张九龄相同的政治理想。李白虽然爱好隐逸，企慕神仙，但也不甘心隐遁终生，他的政治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32)。至于出身“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更是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热望，向长安进发的。可以看出，盛唐诗人多是以“致君尧舜”为人生追求的，他们的这种普遍心态中，继承着先秦以来“士志于道”的文化基因。 但是，“致君尧舜”只代表了盛唐诗人心态的集体性的一面，而“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33)，盛唐诗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行为，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彼此之间存在着个体心态的差异性。 概言之，盛唐统治者为庶族士子提供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选士，二是立功边塞、封侯进身，三是走“终南捷径”。盛唐诗人面对这几条出路时的心态又各有差异。 科举制度是唐代统治者对庶族士子社会地位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认定。由于它是伴随着南北朝后期大族田庄的瓦解，与个体家族经济的普及而产生的，带着小农个体家庭经济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平均主义的竞争，适应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参政的庶族士子的口味，自然成为干进者竞趋之鹄的。然而在众多的科举名目中，为盛唐人“所趣向”的“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34)。剔除诸如秀才科贞观后因事废绝、制举不定期等客观因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士子们的一些微妙心理。首先，明经、进士两科均须习诵儒经，其中明经专习儒经；进士在考诗赋外，也需加试经策。而当时的士子，大多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较少。从明经、进士进身，对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又以儒家标榜“士志于道”之“士”自居的盛唐诗人来说，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正途。其次，“明经每岁及第将二百人，其数倍蓰于进士”(35)，故为一般急于求禄资生的士子所热衷。但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36)考中进士诚为当时士子跻身执宰之要津。因而，长于诗赋又不甘心死守儒经且以“致君尧舜”为一己之任的高尚志趣者，往往以考中进士为荣。 同时，梦想立功边塞、封侯进身者，在盛唐也不乏其人。促使文人产生这种价值取向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李唐王室固有的胡化特征影响的结果。唐室初起于太原，源出关陇集团，本身就具备“尚武”“任侠”的文化传习。(37)唐太宗、武后为了稳固政权，虽也重文，使之有所减弱，但自唐初就沿用的府兵制却使社会上的尚武习气一直未绝。按照府兵制的规定，一般卫士作战有功，都可以获得勋级、勋田。而一般官吏，只有五品以上才可以请受官人永业田。(38)因此，从军边塞便也对急于建功立业的寒士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二是玄宗朝安疆拓边政策的必然结果。玄宗颇好边功，甚至有些穷兵黩武。开元前期对外战争较少，到开元后期就日渐增多了，文武重臣出将入相也较司空见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盛唐文士从军边塞的风气。而且，此时战争的地点多在边境，这些地方作为“胡化”特征的“尚武”“任侠”风气本就很盛。因此，盛唐边塞诗中的侠少形象便比比皆是。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时以布衣从军的诗人多为科场失意者。前文已述，盛唐诗人大多是在儒风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习经诵诗以求功名乃是他们的正途。只有在科场失意、功名难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将过去只是欣赏而已的“任侠”精神改作己求。因而，盛唐一代文士由科场向往边功，显然是科场无奈后对人生取向的重新调适，也是盛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对文人心态影响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