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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传统观点分析，盛唐文士这种心态的变化主要是李林甫当政、朝事日非的结果。但如果深入一层考察的话，又反映出玄宗朝为政观念的“吏治和文学之争”。汪篯先生曾经指出，玄宗朝在用人策略上存在着“吏治和文学之争”。姚崇用事之时，注重吏治才干，对文辞不太看重，对文学之士如张说、刘幽求等人加以排斥，“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张说的观点恰与姚崇相反，以文词擢拔人才，且“也以‘无文’来排斥人”。而后来，“倾覆张说的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都不由进士词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学两派了”(54)。张说和张九龄为相期间，也是玄宗注重文治，“文学”一派在朝中占上风的时期，文士的心态较高昂、开朗，李林甫当政则代表重“吏治”一派得宠，以文学入仕的诗人便遭排挤，心态也就低沉、失落。(55) 其次，透过初盛唐朝廷“广开才路”的表象，我们还可以发现，庶族寒士真正参与国政的希望仍是十分渺茫的。 如前所述，科举诚然是盛唐寒士实现政治理想的要道，但此时朝廷选官的主流却并不是科举取士，而是流外入流和门荫，且后者对世族子弟更为有利。据统计，在开元初年之前的九十五年间，科举取士总数仅有2058人，而开元初年规定的官员总额就达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官16185人。即使满打满算，唐初中第士子个个寿延长久、官运永亨，科举出身的也只能占官员总额的11％。(56)事实上，开天中入仕的主要管道乃是流外入流和门荫。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玚就曾上言：“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57)颇为举子鸣不平。而且就科举一途而言，亦非庶族寒士所独享，世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具有更大的优势。其因有二： 第一，世家大族往往具备悠久的家族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考场上容易取胜。遍查隋唐正史列传，出身卢、李、郑、王、裴、韦等世家大族中人，大多“通经术”“善属文”“涉文史”、“博览经史”，这些旧士族为了维持其显赫的门望，迫切希望借助科举致身通显。比如赵郡李揆“代为冠族”，“门地、人物、文章，皆为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58)。崔湜、崔涤等“昆仲数人，并有文翰，列官清要”，每“自比王、谢之家”，以门第、出身、官历自矜(59)。清河崔群、京兆韦处厚，均“以文学饰身，致位崇极”(60)。萧颖士先祖是“南迁士族”，“自梁涉唐，多著名迹。终古蕃盛，莫之与比”，然“贞观之后，群从凋零，垂拱以来，无复大位”。而他本人凭借“孜孜强学，业成冠岁”，最终“射策甲科，见称朝右”(61)。可见，初盛唐“科举之设”，不但使“草泽望之起家”，而且“簪绂”亦“望之继世”(62)。后者一旦参加，便大有排挤前者之优势。而且唐代考试要查三代，严格“考核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63)。严禁“选人诈冒资荫”，对于犯者，唐太宗曾“敕令自首，不首者死”(64)。可见唐代尚未做到“取士不问家世”(65)“一切考诸试篇”(66)，门第的高低，对能否中第仍有很大影响。同时，新权贵把持科举，“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67)。对庶族士子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如玄宗朝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夷，“不辨菽麦，假手为判，时升甲科”(68)。天宝十二载(753)，杨国忠子杨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殉畏杨国忠权势，最后只好“置暄上第”(69)。再如进士王如泚，其岳丈“以伎术供奉玄宗”，遂向玄宗请求准其进士及第，“上许之，付礼部宜于及第”(70)。当时，“榜出，率皆权豪子弟”(71)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科场高中还只是得到了进身资格，要真正进入仕途，还须经过吏部铨选。“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大率十人竞一官”。(72)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世家权贵便大开干谒请托之风，“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73)，为达到世袭做官的目的而压抑寒门子弟。因此，庶族寒门之士要想走科举取士一途，就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加之，门荫入仕人数并不比科举出身少，而授官品位又高于科举出身。同时，其他做官途径也往往“悉用势家亲戚”(74)。所以，唐人会发出“入仕之门太多，代胄之家太优”(75)的愤激之语，盛唐诗中出现诸多仕进无门的愁苦之音，便不为无因了。 诚如前文所述，梦想立功边塞，是盛唐诗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又一条途径。然而，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的四十三年间，中下层文士出将入相的却寥寥无几。开元中张说、张九龄都曾出使过边塞，但他们是入仕后奉朝廷之命巡察驻军的，真正想由边塞军功进入朝廷的中下层文士，似乎只有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寥寥几人。那么盛唐诗人为什么大多不能实现建立边功、封侯进身的政治理想呢？我认为，这首先与此时朝廷军事政策上的变动有关。由前文可知，唐前期实行的府兵制奖励军功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府兵制从武后朝即开始破坏。张说在开元十年(722)向玄宗建议停止府兵番上，改用募兵制代之。而募兵者则是职业军人，也不需再授大量勋田，对兵士更少加以军功。同时，唐玄宗为了加强周边设防，逐步完善了节度使制度，节度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极大的自主权，也可以自辟僚属。但是，李林甫人相后，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76)从此，高仙芝、哥舒翰，以至安禄山、史思明等蕃将，都得以久负边防重任，专断一方。他们大多行伍出身，文化不高，受儒家思想浸润较少，对入幕的文士也很少委以重任，只是附庸风雅而已。所以，开元末和天宝年间，中下层文士要想由边塞直取朝廷，也就比登天还难了。王昌龄《从军行》即云：“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岑参《日没贺延碛作》亦云：“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真是梦做得越美，梦醒后便越感凄凉。 再看走“终南捷径”的，在天宝年间亦鲜有成功者。前文已述，初盛唐诸帝“坚回隐士之车”的主要目的是点缀升平、表演太平戏，并不是真心要起用所谓的世外高人。自初唐至盛唐，许多“隐士”被征召后，又被送回了山林，或领半薪，或赐米帛，只是当了名义上的朝官，皇帝的真实用心显而易见。李林甫当政后，出于巩固相位之本能，更是害怕草泽之士入朝，遂于天宝六载导演了一出“野无遗匿”的丑剧，文士要走“终南捷径”也就更难了。《旧唐书》说李白入京是由吴筠推荐的，有学者即据此认为李白是天宝间“隐逸求仕”成功的一例，实不足信。据考证，李白此前未与吴筠“同隐剡中”，更谈不上是吴筠之荐。他天宝初得以入朝，实际上是因诗赋大名为朝廷所知。(77)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盛唐时期，庶族士子大都没能实现参与国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的文化心态整体上呈现出渐变的趋势：由开元中前期的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向天宝中后期的仕途蹭蹬、理想失落的渐变；由他们年青时对“圣代”“明主”的厚望，到中老年对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怨愤的渐变。这种文化心态的渐变，就盛唐诗人个体而言，虽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差异性，但对整个盛唐诗人群体而言，却又带有极强的社会性和普遍性，是整个一代士子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个貌似能实现政治理想的“盛世”“明代”，为追求自身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的心灵历程的反映，也是盛唐诗风由前期的“盛唐之音”，向中后期“盛世悲鸣”的转变的内在心理机制。 不过，我们还要认识到，盛唐诗人“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集体性失落，不只是开天年间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束缚或者权奸当道压制才士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看，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志于道”的文士、儒生天生具有一些政治弱点，更是这些新生庶族士子的文化特质，与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国家集权体制之间矛盾冲撞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