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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盛唐诗人从科举进身由其平等竞争意识决定，梦想立功边塞是出于科场无奈后的价值新取向，那么，他们试走“终南捷径”更多是投机心理所驱使。《新唐书·隐逸传序》曾经列出古之三种真隐士：“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39)然细检两唐书《隐逸传》，有唐一代如上述之“真隐”者竟绝少。但自唐初以来，历代皇帝却总爱履践孔子的名言：“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40)既可借此点缀升平，又可以用所谓的“高士”“隐者”，来平衡、抵消由于仕途奔竞给官场风气造成的负面影响。高宗、武后频频“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41)。玄宗则更喜隐者道士，据统计，他从在东宫时至天宝初，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九次之多(42)。殊不知，此风一开，竟为许多通过正途入仕无望的盛唐士子提供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晋身机会。正如《新唐书·隐逸传》所云，“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剩下的多是些“假隐自名，以诡禄仕”的“放利之徒”，他们“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43)如，吴筠举进士不第，索性当道士，再由“终南捷径”直取宫廷，是成功的一例。但是，此途也并非人人能走。因为隐居首先要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鲁迅说得好：“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都隐不成了。”(44)孟浩然虽终身布衣，然“先人留素业”(《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有座“植果盈千树”(《田园作》)的庄园，才能在中年以前隐居故园，读书吟诗，为应试作长期准备，也能久滞长安干谒求仕，直至“百镒罄黄金”(《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才罢休。虽说盛唐时均田制已遭破坏，庄园经济已较普遍，但庶族士子中真正能够拥有庄园别业者仍不多，更不用说土地很少又需纳王税的寒士了，这些人要想走“终南捷径”就很困难。如王昌龄就曾自述未走“终南捷径”之苦衷：“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希大遇哉？每思力养不给，则不觉独坐流涕，啜菽负米。”(45)原来他是因经济不逮，隐居不起，只好走科举一途。其次，要“隐居以求仕”，还须大噪其名。因为只有“名往从之”，才可能“禄往从之”。吴筠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他曾有意“使人君常有所慕企”。他从开元中就不停游历名山大川，“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最终使“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46)大获成功。然而，即便具备以上两个要素，也不能保证人人如愿。开天之际，綦毋潜和储光羲都是欲隐居以求仕的，最后结果却相差甚远。綦毋潜归隐江东，于天宝五年(746)夏，自洛阳赴长安，准备去干谒给事中房琯，李颀作诗为其送行，劝他“此行倘不遂，归食芦洲鱼”(《送綦毋三谒房给事》)，没想到綦毋潜却成功了，不久即授宜寿(今陕西周至)尉。而储光羲在长安隐居终南山田庄，不时往来两京之间，且与王维、裴迪常相唱和，但到綦毋潜赴宜寿尉任时，仍失意隐居，过着幽独寂寞的生活。可见，盛唐文士走“终南捷径”实为一种投机心理在作祟，但也反映了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的庶族寒士不甘寂寞的积极入世精神。 综上，盛唐一代文士的总体文化心态是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且由于盛唐前期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吸引，他们可以选择多种入仕途径，求仕过程中也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和热情，发而为诗也就成为高昂、激奋的理想之歌。 然而，盛唐文士这种渴望跻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并未持续多久，到开元后期尤其是天宝年间，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使他们开始思考自身在所谓“盛世”“明代”的命运，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愁怨和愤懑，渐渐取代了早年的幻想和热情。 首先，开元中前期入仕的庶族士子在仕途上大多未能如愿。 对盛唐文士政治命运而言，唐玄宗于开元九年(721)九月起用张说为相颇具深远意义。因为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是享有盛名的文坛领袖。玄宗命他为相，意在借其才华或声望粉饰太平、大兴文治。而且张说出任执宰后，亦能“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47)一时间以文学知名的徐坚、韦述、贺知章、孙逖、张九龄等人，都被他提拔擢用了。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能文能武且与玄宗私交甚厚的开元名相，也未能完全实现其政治理想。到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张说即被宇文融、崔隐甫和李林甫弹劾入狱，史传说他在狱中“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48)。玄宗念他曾为侍读，于国有功，只是免除了他的中书令职务，其余依如故职。但到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在宇、崔等人的继续排挤下，玄宗令其退休，在家修史，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再如张九龄，是以文学见知于张说的，张说罢相后，他亦出为冀州刺史。张说逝世后不久，玄宗想起张说的推荐，迁张九龄为中书令，张九龄遂成为朝中的首席宰相。张九龄用相，也以“践台阁，掌纶诰”(49)为己任，当时许多文儒之士，如王维、卢象等，都被他援引入朝，委以要职，在开元年间形成了继张说为相之后又一个文人朝士群体。但是，同时在朝的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50)，遂与武惠妃相勾结，使张九龄背腹受敌，处境维艰。张九龄作《咏燕诗》申述其情，然“终退斥”(51)。另外，张九龄在献给玄宗的《白羽屏赋序》中，也流露出将被玄宗见弃的忧虑。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还是没能避免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政治命运。 如果说张说罢相，“连坐迁贬者十余人”(52)，文人朝士的政治命运虽有所影响，但仍未完全失势，那么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则标示着开元盛世辉煌一时的文人参政的高潮成为过去。首先，张九龄至荆州后，自感一生宏图无望，在《登荆州城楼》中怀想昔日功业，徒感伤悲。痛定思痛之后，他也只能表示对运命遭际的困惑不解：“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感遇》其七)其次，张九龄的罢相在此时已入仕的诗人群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53)王维在“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寄荆州张丞相》)的情况下，不久即半官半隐，明哲保身。崔颢在长安太仆寺任上，感于杨氏兄妹得宠，常作乐府诗讽之。崔国辅在京作左补阙，亦是“无复直言”，借宫怨小诗，影射玄宗的奢侈腐化。其他像王昌龄、李颀、常建等中下层诗人，则或被外放远贬，或主动弃官归隐，在边塞诗、山水诗中抒发对权奸当政的愤懑，也都远离了政治漩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