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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志论与两种诗论视角的形成 古代中国诗文并称，诸文体之中也是诗文并贵。诗居于美感和修辞色彩较强的各种文体的首位，而文在布政宣令、礼乐化俗诸文体中领先，这令人联想到战国文献常见的《诗》《书》并称。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后来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得更加详细：“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易》《书》《诗》《礼》《春秋》都是最早期的传世典籍，被目为“三极彝训”，“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按刘勰所言，这些早期文类之所以尊贵是出于如下两点理由：它们是后世诸文体的源头；它们指涉意义的终极且是美学的典范。以今人的眼光看，前者是成立的，以早出为尊贵，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古人往往以早期产生的文体为正宗、正统，以后世孳生的文体为变体、旁流，古体高于今体，正体高于变体。”④至于后者，有部分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牵强之处。这些早期典籍的部分内容确实是古代文化里的“彝训”，也涉及古代心灵的“奥区”，但并非全部。而将它们看作从此便不能逾越的美学典范，也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 其他文体暂且不论，诗的尊贵早已由春秋之世的用诗活动——赋诗言志——奠定牢固的基础，或者可以说诗是因人而贵。那时还没有其他接近诗一类的文体，但诗的绝大部分作者，我们所知道的使用者，全部都是高人一等的公卿贵族，这就不由得诗不高贵了。后来，虽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文化垄断被打破了，而其他偏于美感和修辞色彩的文体也产生了，但诗的这种价值惯性还是保存了下来，它就高居于各种审美抒情文体的首位。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两种视角：分辨体制和鉴别品类。他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⑤钱锺书指出的是文论史上的重要事实，但他并没有论述关于这个事实的解释。当然纵横详论分体制与辨尊卑，亦非此文和笔者的能力可以完成。这里仅仅指出一点，古人论文的这种纵横格局，在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里竟可以看见它的端倪。那时虽无辨体制的必要，因为只有诗这一种文体，无从与其他文学性的文体比较、甄别、辨识，但却已经建立了日后比较、甄别、辨识的基础。日后分辨体制的基础就是诗的尊贵性的确立，这是一个坐标系的原点。日后各种体制的分辨，都由于原点的确立而得以在坐标系中展开。例如，陆机《文赋》辨体的论调虽与诗志论旁出有异，但首论的却是诗；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部分，亦以诗为首。 至于鉴别品类，在赋诗言志中就已经展开了。虽然它同日后的文论还是有所不同，但确实定下了基本的旋律。我们知道，将前人之诗断章取义，表达此时此刻的心志，必须要通过选择而作出，而选择的标准无疑受教养、趣味所支配。教养趣味的相对一致性，推动了选择的接近，这样，反复选择形成的结果就累积为值得提倡的品类。这意味着那些出于教养、趣味的原因而少受选择的品类就累积为不值得提倡的品类。于是品类的差异就出现了。虽然同为诗，但诗也分品类。虽然还谈不上是文论意义的“细别品类”，却可以目之为“细别品类”的前身。春秋三十三回赋诗，共涉古诗七十六首。出于《小雅》最多，三十五首；《大雅》九首；包括《召南》在内的风诗二十六首；其余出于《颂》或今已失传之诗。《小雅》、《大雅》合起来占了大部分。由此或可推测：一条在诗文本中分别品类的界线隐约已经出现：大小雅更受喜好赋诗的公卿士大夫青睐，它代表了西周文化在贵族中的正统品味；而除周南、召南以外的风诗代表了各诸侯国贵族的地方品味。虽然春秋时期东周已然式微，政治势力衰弱不堪，但文化则依然强势。小雅、大雅的诗，多形成于强盛的西周时期，它代表的审美趣味依然在其衰弱之后为各诸侯国贵族所趋之若鹜。《左传》所记载的赋诗言志场合，还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线索的证明。昭公十六年，晋国公卿韩宣子离开郑国之前，郑国六位公卿为宣子饯行。席间，宣子提议六卿各人赋诗，以便宣子“知郑志”。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捧兮》。韩宣子评论道：“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这六首诗于今本《诗经》皆存，同在郑风。韩宣子所谓“知郑志”，恐怕有两个意思：想了解郑国的风诗；想知道六卿各人此时的心志。宣子所谓“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一面是肯定六卿心齐，没有异志，所以能为“数世之主”；另一面也未尝不是微含憾意。“不出郑志”，未尝不是缺乏远大志向的意思。所以，韩宣子观志之后的回赋是周颂的《我将》。杨伯峻引杜《注》：“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乱畏惧天威。”⑥的确，“昵燕”之好与“日靖四方”，其美学趣味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韩宣子的志比郑六卿的志远大豪迈多了。 各诸侯国风诗所呈现的地方品味，春秋时期风评就已经不一，得到的褒评不及雅颂。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礼聘，顺便一窥中原文教声乐之盛，“请观于周乐”。于是鲁国使乐工为之遍奏诗乐：⑦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鄶、小雅、大雅、颂。每歌之后，季札都有评论，其中最为赞美的是与周人关系最密切的诗乐，如周南、召南、豳、雅、颂，而唯独对郑、陈诗乐评价不佳。如歌郑之后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陈之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⑧当时并不如后世一样有诗文评家，赋诗言志的重点也并非落在诗文本之上。但是由于赋诗本身必然包含类似鉴别品类的选择过程，在这种用诗的风气之下形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品类的分别，这实在是很自然的。可以推想，赋诗风气盛行的年代，最能体现周人历史和礼乐精神的诗篇处于一个较高的审美等级，而各诸侯国的风诗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审美等级。所以，后世有“雅颂正声”或“大雅正声”的说法。“雅”不仅是三百篇中诗类别的名称，而且还表示最高的诗的审美典范。在这个意义上，雅诗要在风诗的品类之上，这是赋诗言志年代的事实。我们甚至在赋诗风气已经消逝的年代才出现的《毛诗序》中，看见它遗留的痕迹。《毛诗序》这样讲“风”与“雅”的区别：“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⑨“天下”当然高于“一国”，“四方”当然高于“一人”。这种诗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的差异，正是雅诗与风诗的不同。说到品味，“雅”要排在“风”之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雅通于正，雅就是正。然而，中古以后，风雅并称，同属中国诗歌主流的美学趣味。由于去古久远，贵族社会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三百篇既然为诗的典范，风与雅之美学趣味的界线在后世文论家的眼里逐渐模糊，竟然并称而成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