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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志论与知人论世的诗评传统 一个诗评传统的批评风格是和它如何感知和认识它的批评对象密切相关的。以西方文论来说，它的批评风格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显露出分析缜密的技术化取向，作品和文本始终是论诗者关注的重心；作者或者不论，或者附带一过，总之作者问题在诗论中没有重要性。这种批评风格与古希腊诗论认为诗是一种制作(a poem is something made)的观念密不可分。(19)诗既然是制作，批评当然可以只关注文本的制作技巧。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复杂的批评概念才能发展出来。拿这观点看中国传统诗评，就会觉得它最像艺术批评的时候，比起西方诗评就不够将诗艺放在心上；它的批评重心比起西方诗评来亦不够专注。中国传统诗评中，纯粹诗艺分析并非重心。诗评的伦理关怀始终是潜移默化地贯穿于谈诗论艺之中的，诗评的伦理关怀如影随形，须臾不离。既然是伦理关怀，人的重要性当然随之突显：文本从属于人。也有离经叛道者，以为论诗而取伦理关怀不足为法——钱锺书就举出王士祯——但他也只敢旁敲侧击，不敢公然作对。(20)也有古板僵化的卫道者，将诗评的伦理关怀视为唯一，诗艺只是点缀和帮衬，但这种僵化的偏离也成不了诗评的正流。中国传统诗评的这种风格同样与诗志论为代表的对诗的认知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诗志论的存在和长久的积淀，才演变出不是以文本为中心而是以文本指涉的人和世界为中心的批评风格。这种风格的批评有一个更贴切的概括，即为人熟知的知人论世式的批评。 赋诗言志是春秋的用诗风气，诗作在礼乐仪式中获得持续的运用。将诗句看作能够透析心志的言辞，意味着诗句的言辞只是透析、观察心志的出发点而不是中心点，言辞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毫无疑问是内在于人心的志，而心志在用诗实践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诗的感知。换言之，赋诗言志，不能仅仅将“诗”看作一个主词，“志”是一个宾词，通过动词“言”去表达、决定、支配宾词。因为赋诗言志并不是纯粹个人的理性认识，而是集体性的礼乐仪式实践。在这个用诗的仪式实践的场域中，“志”亦反为主词，通过“言”渗透着对诗的感知和理解。由于赋诗言志的风气，诗不可能被感知为纯粹的人工制作——尽管它也是人写出来的。于是，诗只能被感知为显露出人皆可识的心志。正是由于心志对感知诗的累积作用，诗这个词显露在文脉中也有多重含义。 钱锺书在《管锥篇》讨论《毛诗正义》时，将这个诗评的事实，梳理得十分清楚：“诗之一名三训”。钱锺书引郑玄《诗谱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以为郑玄对“志”和“持”的解释都“未尽底蕴”。对于“志”，应该补上“任心而行，唯意所适，即‘发乎情’之‘发’”的意思；而对于“持”，应该补上“自持情性，使喜怒哀乐，合度中节，异乎探喉肆口，直吐快心”的意思。(21)先儒这样解“诗”，并非牵强附会，钱先生这样补充，亦非多余。“诗”所以形成一名三训的现象，就在于诗志互通的文化环境下志影响了对诗的感知和认识，志向诗渗透、积淀，最终形成了中国诗评对诗的独特解会。由于这种对诗的理解，古代诗评的方式不向着文本中心的方向演变，而形成以人和世界为中心的知人论世式的批评，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孟子在回答咸丘蒙说诗时提出“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咸丘蒙用《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证明舜其实是将他的父亲瞽瞍当成臣来对待的。因为当时传说诗的作者是舜，而舜又是大孝子。孝子而臣父，又将如何解释？所以咸丘蒙问孟子：“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非常机智，他在不否认诗作者是舜的前提下，将诗句解作孝子不得养父母的感叹。孟子解诗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人可以既是天子，又是孝子。这双重角色只是重合，并非混同于一。咸丘蒙解诗的时候，并没有领悟到人之角色的多重性，于是产生了怀疑。孟子否定了咸丘蒙的解释，他认为舜作此诗时，不是以天子身份而是以孝子的角色，抒发心中的情志。所以诗句的文意，就当解作“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日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孝子虽为天子，治理天下，但在孝子眼里，治理天下之事，当然视为“王事”，甚至自己亦都是“王臣”，而何况父母；而“王事”与自己尽孝之志有冲突，是很自然的。有了这点对人的了解，诗句所表达出来的，就不是非孝，而是叹息辛劳。以今人的眼光，《北山》为舜所作是存疑的，甚至连《小序》都已抛弃这看法了，但《小序》解《北山》却与孟子基本一致。(22)批驳过咸丘蒙之后，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23)孟子的话有两方面的意指：第一，文辞是通达心志的，解诗不能望文生义，以文辞表面所说为达诂。咸丘蒙的解诗，可谓望文生义，他将孝子的心声读成了非孝的表达。解诗既要遵从文辞，但也要有不死在文辞之下的通达。第二，解诗者之“意”也是解诗的重要因素，解诗者以其洞明世事的眼光去“逆”作诗者的“志”，这样才能求得确解。孟子“以意逆志”的原则，笔者以为并非指“文意”，而是解诗者的涵养、识见等非文本要素。(24)在孟子看来，解诗的目的是通过文辞来洞见心志，而有助于通解文辞的非文本因素，亦十分重要。 赋诗言志的风气式微之后，文本的要素就突显出来。因为除了文本，后人也无由通达古人，无由通达已经消逝的古代，但是解诗活动依然没有走上以文本为重心的道路，而是发展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其中的缘故如上文所说，是由于用诗的起始时期，它的文化氛围就将诗与志浑然成一体。这个感知诗的传统，或许无助于推动对文本的精细分析，但它却是把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有助于推动批评走出文本，进入人心、社会文化。文本其实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上下文或者说文脉：一种是文本内部的文脉，这就是孟子说的不以文辞害志的文脉；还有就是文辞指涉的外部更广大世界的文脉，包括孟子说“知人”和“论世”。如此看来，西方的批评传统更关注文本内部的文脉，而中国的批评传统更关注文本指涉的外部文脉。在对文本复杂性的认识和发展出精密的文本分析技巧方面，西方的批评传统要远远走在中国的批评传统的前面；反过来，通过文本透析人心、洞察社会方面，中国的批评传统要走在西方的前面。《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5)刘勰由建安时期文的“慷慨”而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由诗人的“志深”而识其“多气”。与刘勰几乎同时代的钟嵘《诗品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26)钟嵘此处所论，又比刘勰之论建安风骨要宏大，但思路却相同：把诗和诗人放在更广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认识，去说明，这种蔚为广大的批评传统，却是发源于诗志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