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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绛妃》：“楚王蒙其蛊惑，贤才未能称意，惟得彼以称雄。”(第1111页)三句意谓楚襄王受到风的蛊惑，对于楚贤者的一次召问未得要领，于是仅满足于对“大王雄风”的自我陶醉。楚王，即楚顷襄王(前298-前263在位)，楚怀王子，名横，曾与秦和亲，后又欲与齐、韩联合伐秦，终为秦所败，质太子于秦，在位三十六年卒。贤才，这里当谓楚国的一位猎者。据《史记》卷四○《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此人巧妙设喻，劝谏顷襄王果断确定外交策略。但此人最终未获重用，仅“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12)，终于导致失败。“贤才未能称意”即指楚顷襄王虽有贤者在旁却仍于外交与军事上遭受挫辱。“称雄”，这里谓以“雄风”(强劲的风)之说自我陶醉，相对于当时楚国困顿的处境仅仅聊以自慰而已。“雄风”，语本战国楚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于是宋玉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不同为答，并形容雄风：“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13)蒲松龄所谓“贤才”何指？只有查考《史记》等相关文献方能找到正确诠释的路径。朱注本与盛注本皆谓“贤才”就是指《风赋》的作者宋玉，未能找出《史记》有关猎者的书写内容，因而错会了蒲松龄这三句的原意。康熙二十二年(1683)，蒲松龄四十四岁，补廪膳生，长孙立德出生。这一年他在毕际有家设馆已经四年，《聊斋志异》的框架也在此前四年大体告成，有其《聊斋自志》以及高珩所作序可证。《绛妃》大致写于这一段时间。作为一篇骈文力作，蒲松龄苦心孤诣、精心结撰，的确非一蹴而就之笔，可证当时作者生活尚较顺心，心态较为平和，故能从容不迫地徜徉于前人类书与有关诗文之中，寻章摘句，连缀成文。讽世之心，容或有之，但炫才之意，当为主因。古人骈文之作，就是以诸多典故为材料，巧办佳肴，串联古人的有关情事传达出自己内心中之所想。“楚王”三句，蒲松龄绝非仅以《风赋》为资粮，而旁征博引正是《绛妃》写作的鲜明特征。 卷六《采薇翁》：“自古名将，止闻以智，不闻以术。浮云、白雀之徒，终致灭亡。”(第1654页)“浮云、白雀之徒”何谓？乃以东汉末年形形色色各具奇特名号的农民军比喻毫不知晓军事策略的乌合之众，典出《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14)清何垠注引《剑侠传》、《酉阳杂俎》释“浮云”、“白雀”，谓妙手空空儿能隐身浮云，浑然无迹；渔阳人张坚曾罗得一白雀，后借其力而登天。现代朱注本与盛注本亦因袭之，皆因未明出典而致误(15)。其实1990年出版之《汉语大词典》第五册已有“浮云”词条，并分别以《后汉书·朱儁传》与《聊斋·采薇翁》为书证，解决了这一问题。 然而国内颇具权威性质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1993年出版)也有疏漏之处，注释古籍不可全为依据。卷五《仙人岛》：“众大笑。桓怒诃之，因而自起泛卮，谢过不遑。”(第1409页)所谓“泛卮(fěngzhī讽支)”，意即把酒杯翻过来，语本《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16)。蒲松龄借用“自起泛卮”四字，意谓仙人岛主人桓文若为缓和当时自命不凡的书生王勉因被小女百般奚落而陷于无限尴尬的局面，故意起身碰翻酒杯，以便借“谢过”之机转移众人的注意力，起到为王勉打圆场的作用。泛，意为“翻”或“倾倒”。《汉语大词典》收录“泛卮”词条，释义为“把酒杯翻过来，意谓干杯”，并以《聊斋·仙人岛》为书证。实则《汉语大词典》“意谓干杯”的补释纯属蛇足。蒲松龄以“自起泛卮”四字形容岛主之作为，言简意赅，显然有意借鉴《史记》中吕后欲鸩杀庶长子齐王刘肥而又惧怕伤及其嫡生子刘盈的故意碰翻酒杯行动，微妙地刻画出岛主主动为客人解困的机智。对照《史记》之文原义，可见今天的注家或译家若以“泛卮”为“干杯”或“斟酒”之解释，皆属误读(17)。 卷六《化男》篇幅短小，今全录如下：“苏州木渎镇，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陨中颅，仆地而死。其父母老而无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时始苏，笑曰：‘我今为男子矣！’验之果然。其家不以为妖，而窃喜其暴得丈夫子也。奇已！亦丁亥间事。”(第1566页)“丁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所谓“化男”事并非纯粹的志怪，另见于《苏州府志》：“(康熙)四十六年大旱，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吴县木渎镇民谭某家女子，化为丈夫。”(18)此异闻，《清史稿》卷四○《灾异一》亦有记述，取材当源于府志。类似记述包括“男化女”的传闻，如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下《女变男形》、明冯梦龙《情史》卷一一《化女》、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四《女化男》等，这在历代笔记或小说中并不罕见。正史中较早记录者为《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19)东汉王充《论衡》卷二《无形篇》也有类似解释：“人受正气，故体不变。时或男化为女，女化为男，由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应政为变，为政变，非常性也。”(20)就现代医学而言，男女之别除明显的解剖学上的特征外，人体基因中性染色体的区别是其根本原因。男女两性而外，还有因染色体异常导致“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存在，或称之为“阴阳人”。这类两性畸形人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因外部刺激或体内激素分泌的变化，而令第二性征乃至性器官发生逆转，从而有了罕见的男女互变现象的产生。其中“真两性畸形人”在雌激素分泌旺盛时，极个别者还可以产子。古人不明此理，常常以“阴阳消长”附会有关人主政治得失的因果关系，如上举《汉书》之例，这就不免真正落入“志怪”的怪圈了。青柯亭刻本系统《聊斋志异》皆无此篇，当是清中叶文人有所忌讳使然。蒲松龄熟读前四史，特意记下此事是否有所讽喻之隐衷，不得而知，但于深层次读者却不可轻易放过此篇。这也凸显了今天读者对于《聊斋志异》有关文献书证准确把握的重要性，切不可囫囵吞枣般读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