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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界现有的“意象”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围绕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建立起来的，因而“意象”说在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时往往陷入困境。这也是“意象”说、“意境”说尤其适宜于解释唐诗，却与宋诗品质不尽相合的重要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重要阶段，宋诗发展了“事象”的表现形式，提取与事相关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并通过“事象”营造出“事境”，在每一个独特的事境中传达多元而充满变化的复杂体验，进而实现诗歌主旨的表达。以宋诗为代表提炼出来的“事象”与“事境”，可以用于建构古代叙事诗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认识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进而全面认识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质特色。 关 键 词：意象/意境/事象/诗歌叙事/唐宋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51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剑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一、“意象”的困境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在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发展了新的内涵，凸显着中国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如今，“意象”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尽管“意象”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比较复杂，但在现代学术研究视野中，“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辩证统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指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①又如叶朗先生，虽是站在美学的立场上将“意象”视为艺术的本体，但也是从情景交融的角度来强调诗歌审美意象的属性。②主客观融合和情景交融，也就成为近年来以意象论诗的主流视角。 然而作为一种诗歌阐释工具，“意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有一定使用范围和限制的。在意象研究被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不少前辈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③综观古代诗歌发展史，可以看到，最适宜以“意象”来阐释的诗歌其实是唐诗。而唐以前及唐以后的许多诗歌，甚至唐诗中的不少诗歌，都并非只用“意象”阐释所能囊括。这种解释工具的局限性，在唐宋诗的对比中显得尤其突出。接续唐诗之后的宋诗，在唐诗形成以意象为主流的诗歌风格之后，发展出了迥然不同的面目。陶文鹏先生《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一文就指出，“到了宋代，诗人们有意突破唐人纯意象的艺术表现方式，以抽象化取代具象化，在诗中加入大量的直接抒情、叙事、议论说理成分，以便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地抒写现实生活，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④宋诗确实表现出了与唐诗极不相同的风格。而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宋诗中有许多不宜用意象理论来阐释的作品。 一个简单而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是通过游览庐山的经历来谈自己切身的体会，并包含对人生道理的一种思考。诗中有虽有物象(庐山)，却很难说是意象；而且诗中表达的道理，似乎也与通常所讲的“意象”之“意”有所不同。苏轼另一首著名作品《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诗写夏日骤雨的景色，句句有景，可以认为是有意象；然而仅凭意象，还不能解释这首诗最精妙的地方。此诗妙处，不单在于景物摹写的细腻贴切，还在于句句写景中暗含动态的叙事过程。第一句形容下雨之前，第二句形容骤雨之急，第三句骤雨忽停，第四句则雨过天晴。虽然写景，但呈现出来的并非雨景某一幕的景象，而是勾勒了骤雨由降临到散去的整个过程，通过情景的替换造成时间的流动，并在短短四句的急促转换中，连带着表现出夏雨猛烈而时间短的特点。这些内容，都是将黑云、白雨、风、水视为意象来解读时不易诠释出的诗歌内涵。 正如这两个例子，在许多情况下，以“意象”解读宋诗会遇上难以解释的困境。至少有几类情况是“意象”批评方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是强调内在思理，注重意思曲折和道理阐发的诗歌表达类型，如《题西林壁》；二是情节前后相续、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诗歌表达，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类；还有一类是纪事式、实录性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人物行为、活动等人事内容的记录，如汪元量《湖州歌·其三》：“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趣降笺。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描写南宋与元朝签订降书的场景。诗以纪事的形式显示南宋投降的耻辱与无奈。“殿上群臣”、“万骑虬须”尽管是经过诗人选择、并对诗歌表达有关键作用的表现对象，却同样不能简单视为“意象”。如若不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纪事语境中，其实很难还原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景，也就难以获得对诗歌主旨的理解。 宋诗中不适宜用“意象”批评话语来解读的诗歌有很多。陶文鹏先生从宋诗重思理的角度指出唐宋诗表现上的不同，但尚未从理论上指出根本原因。意象批评之所以在宋诗中不能大行其道，其关键的原因在于，依据“意象”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紧密相连的，其所强调的，是出现在诗中的客观物象对于诗人主观情志的反映。因此，当用“意象”解释抒情传统以外的现象时，就变得不那么适宜了。 尽管从主客观融合的角度来解释“意象”本是颇为合理辩证的，但学者在把意象作为阐释工具的具体实践中，却往往落实到情景的关系之上。这种倾向在明清诗论对于“意象”的使用中就已颇为明显。如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⑤又如王夫之《古诗评选》所言：“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⑥在论述中将意与象约等于情与景。后来的学者剖析意象内涵，也往往举此类言论为证。 与“意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意境”，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也大抵是从主客观交融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从较早的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就认为“意境”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品。⑦李泽厚《意境杂谈》认为“意境”“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统一”。⑧袁行霈先生也称“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⑨张少康先生虽对袁先生的观点有所质疑，但最终仍归结于“艺术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特殊的情景交融、特殊的主客观结合”。⑩ 尽管学者会有意识地对意象(意境)、情景加以区分，指出“意象”不等于“情景”，指明“意”、“象”要比“情”、“景”具有更宽泛的外延。但在具体操作中，对意象的论述仍是以情景关系为展开基础，往往仍落到具体的景物上来，于是又回到了情景融合的论述中。而对情景关系的论述，其根本的着眼点仍在于对“情”的抒发。 可见，现有的意象说与意境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与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相伴随的。现有意象说的局限，也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一点。蒋寅先生《语象·物象·意象·意境》一文指出，以“意象”释诗常常存在一种混乱，“我们一方面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同时却又总是用它来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11)这种混乱出现的原因，实在于意象说的抒情本质。由于是以抒情传统为观照视野，因而在以意象论诗时，会首先默认抒情的前提，并将“意”等同于情志，认为是隐含在“象”之内的深层底蕴，致使研究者容易关注在“象”上，而把“意”当成一个理所当然、不必过多解释的存在，只着重于讨论“象”(景)的表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意”架空了。这种情形，将“意象”定义与“意象”操作割裂了开来，实际上将“意象”的内涵缩小化了，由此也导致了“意象”释诗遇到的困境。 抒情言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传统，也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中被凸显出来的中国诗歌特色。而“意象”是揭示古代诗歌抒情传统的重要角度。作为抒情言志典型代表的唐代诗歌，其与意象说的紧密契合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被确立起来。然而在抒情传统不断被强化的同时，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却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12)上文提到了许多不易为意象所解释的内容，其实可以从叙事传统的视野中获得解答。意象理论诚然是诠释古典诗歌抒情传统、凸显中国诗歌特色的重要批评工具，但对于意象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叙事传统，同样有必要建立另一套诠释体系和评价标准，并凸显诗歌叙事传统的中国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