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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象”的成立 从唐诗到宋诗，诗歌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多言。然论者多立足于抒情传统的视角来谈唐宋诗之变，而对于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论述不足。中国古典诗歌存在着叙事的诗学传统和发展脉络，宋代正是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一个关键阶段。从《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等诗歌中都有叙事传统的存在；而六朝以来，在诗缘情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出以意象为主、以抒情为重的唐诗。大约中唐时期，诗风又有所变化。在杜甫那里，已初步显示了“事”在诗歌领域的新发展，(13)还有白居易“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韩愈“以文为诗”的尝试，也都强化了“事”对于诗歌的意义。这些变化在宋代不断强化和新变，实际上重新发展了诗歌叙事性的倾向。相比于唐诗，叙事性在宋诗中日益突出。“事”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诗歌评论中，都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以诗纪事的观念日益兴盛起来，“纪事”、“纪其事”、“记事”、“记之”、“以纪”等提法在诗歌领域中变得非常常见。以诗纪事的倾向，使得诗歌中景物类、形象性的内容有所减少，而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一旦引入诗歌叙事传统的视野，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宋诗的表现方式存在从以“意象”为主向以“事象”为主的变化。 在对比唐宋诗的不同时，温庭筠《商山早行》与黄庭坚的《早行》是一组常见的例子。龚鹏程在《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一文中以两诗对比，证明宋诗中知性反省的诗学取向。(14)这是从内在思理上指出宋诗主理的特色。而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分析上时，其实我们可以从叙事性的角度发现两诗在表现方式上的重要区别：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失枕惊先起，人家半梦中。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辔湿知行露，衣单觉晓风。秋阳弄光影，忽吐半林红。(15)(《早行》) 两首诗写的都是清晨出行的情景。温诗因景物如画、宛然在目而备受推崇，“鸡声”两句以实词排比意象形成对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种景物组成完整的画面，是对早行所见情景的共时性呈现。后一首诗则不同，“鸡”、“斗”、“行露”、“晓风”等，不能简单视为意象，也不是独立出现的景物，而是被纳入了诗人的具体感知和行为中。诗人“失枕”而从梦中“惊”起；通过“闻鸡”来判断时间、“占斗”来辨别方向；“知行露”、“觉晓风”，也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呈现诗人的感知行为；尾联“忽吐”，也用一个“忽”字传达了诗人看见秋阳的具体情境。诗联之间的视点具有连贯性和历时性，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叙述链。于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与事相关的感知和动态行为，虽有形象感，但又区别于温诗景物(意象)组合。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诗体，两诗的表现方式却有差别。这或许可以表明宋诗所偏好的处理方式。这类表达为宋诗提示了一种可能，即以具有叙事因素的“事象”作为诗歌的重要元素，来完成诗歌艺术的创造。 之所以将“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这类诗句视为“事象”，首先是因为其所体现的人物感知和动态行为，体现出颇为鲜明的叙事因素。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事象”的“事”，是以古典诗歌的泛事观为基础的，泛指对各种客观存在的情事的记录。这个“事”不等同于过程完整的具体事件，而主要是与事相关的要素，既包括事件的情境、人物的行为、动态，也包括片断的闻见和事实，甚至还包括景物、情绪、感受等多方面的内容。宋诗中常见的情况是：尽管诗题或诗序曰“记事”，但会在诗中留下写景、抒情、议论等内容。如陆游《庵中纪事用前辈韵》写的是“扫洒一庵躬琐细，蓬户朝昏手开闭。荒山斫药须长镵，小灶煎茶便短袂”等日常生活的片断；文天祥《纪事》：“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自分身为虀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则写自己与元军谈判时的慷慨激昂。宋人倾向于将这些内容都视为“事”。在宋以前的“诗言志”、“诗缘情”理论体系中，更多强调“事”对于诗歌的引发作用，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学观念，也可以说“事”是被放在了“情”“志”的大类下面。而宋诗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泛事观、以诗纪事的观念，凸显了“事”的地位，将“事”视为较大的范畴，而景物、行为、言语、情绪、感受等皆可以在“事”的统辖之下。在宋诗中，一首兼有写景、抒情、叙事因素的诗歌，诗题不见得是“咏怀”、“感遇”、“即景”，却更倾向于采用“纪事”、“记事”或“即事”时，鲜明反映了宋诗关注重心的转移。 “事”因素在宋诗中的增加，是“事象”成立的基础。不过以“事象”称之，又与诗歌表现事的方式有关。所谓“事象”，不可简单等同于叙事诗中的叙事。“事象”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及汉乐府中典型叙事诗的表现方式是有所区别的。“事象”不是对事件完整过程的展开，而是经由诗性提炼的片断性存在。它既有“事”的要素，又有“象”的形象性特点。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中叙事的主要存在形式并非叙事诗，而主要是以片断的形式出现。(16)可以说这种片断式的呈事方式，正是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有所遇而书事，但并不聚焦于事件的完整性；既有事的因素，但又不是对事件完整而细致的陈述。这种追求在宋代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定。宋人不主张白居易《长恨歌》式叙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17)而讲究取舍剪裁，追求“言简而意尽”的诗歌叙事策略。(18)而这也是“事象”区别于历史、小说等其他叙事文类，成为诗歌独有存在的重要原因。 总之，“事象”的核心特点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形象，而是对事的要素的提取和捕捉，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当代学者虽偶有以“事象”论诗者，但往往囿于抒情传统，很少能从叙事传统揭示“事象”的本质。(19)这是“事象”未能在诗歌领域获得重视的原因。其实“事象”在哲学领域已经受到关注，有学者认为“事象思维”是一种独立的思维形态。(20)对于宋诗的“事象”而言，它可以唤醒人们对某一事的识别，读者可以依据这一事来想象其中的情境或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宋诗的主流特色，不是“鸡声茅店月”式的共时性感受，更多是历时性、过程性、融合着动态行为，甚至主观感受等更为复杂的表现形态。 因此，从“事象”的角度来理解宋诗，许多用意象不易解释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解答，而且能够照见许多从意象视角难以凸显的诗歌内涵。其中显而易见一项便利，即有助于使历时性、过程性的内容获得诗性的呈现。就好比《早行》中前后发展的叙述链。又比如苏轼的《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椀，坐听荒城长短更。 诗歌中有许多意象式的字眼：深清、大瓢、小杓、春瓮、夜瓶、雪乳、松风等。从意象角度解释，固然可以感受到煎茶的清幽闲雅之美，却可能错过这些字眼背后对煎茶过程环环紧扣的叙事安排。诗人在这些物象的组合中暗含视点的流动和时间的推移，每一句诗皆含一个事象，且事象之间紧密勾连：第一句写火，第二句写取水；第三句从江中舀水装入瓮中，第四句从瓮中再舀水到煎茶的瓶中；第五句形容茶汤煮沸，第六句是将煎好的茶汤倾倒出来；七八两句喝茶。诗歌一句接续一句，亦即一事接续一事，是前后完整的煎茶顺序，不可调换，不可或缺。而此诗之美，实在于汲江煎茶这一充满雅趣的整体过程。 不仅如此，“事象”又有助于解释诗歌用事中所包含的叙事特性，并进一步认识古典诗歌用事以叙事所带来的独特艺术效果。用事又称用典，在诗中出现通常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而非叙事方式。“用事”之“事”的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事”有所区别，特指典故或事例。不过从广义的层面来看，“用事”所用之“事”常常也属于一般的“事”的范围内，因而为“用事”与叙事二者保留了沟通的途径。宋人对于用事特别讲究，对所用事典内容的充分开掘和利用，促进了用事向“事象”的转化。如杨亿《汉武》：“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全诗以富于叙事意味的事典作为诗歌组成的元素，即通过“事象”的组合来传达诗歌内涵。诗中几乎每句都含典故，都是与汉武帝相关的史实。蓬莱、弱水、竹宫、金掌，都不是单纯的景物意象，诗人并不是要借助它们营造出一个供人直接体会的画面情境，而是要通过这些语词唤醒背后的典故内容，让读者在与这些文辞相遇的时候，联想到相关的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实的叠加来呈现汉武帝热衷求仙而轻视人才的行为。这类用事方式，在开启宋诗以才学为诗风气的同时，也开启了宋代诗歌重“事象”的趋势。利用相关典故与事融为一体来叙述，这是宋人的一大收获。如苏轼《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有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用的是《世说新语》里的典故，桓玄有主簿善品酒，曾称美酒为青州从事。“乌有先生”则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两句意为：章质夫所送的六瓶好酒不见了。苏轼所要叙述的事件其实很简单，但他不直说，而是选取了这两个典故，将叙事与用事结合得天衣无缝。 与“意象”丰富的唐诗相比，“事象”在宋诗中表现得更为活跃。诗人捕捉并提取事的要素，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兼具相关人物、景物、环境、场景的形象感。诗人对于事象有着越来越精密的提炼，促进了事象表现的丰富多彩。不过，对于读者而言，“事象”的形象感通常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需要理清“事象”的内容及潜藏其中的前后关系，才有可能唤醒这些形象。“事象”一方面帮助诗歌拓展了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读者理解能力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