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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法：本于传统与超越传统 笔者曾提出，文体学研究有必要在继承刘勰所提出来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22)尽可能发挥现代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学术眼光等优长，同时消解现代学人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隔膜的短处。针对当今文体学研究现状，笔者对此再加以补充。 一、学术自信与学术自知。近代以来，中国文体学式微而西学长驱直入，致使传统断裂。这原因非常复杂，但我们不可否定西学自有其本身的理论魅力，有中国本土传统学术所没有或薄弱的优势。它之所以能取代传统文体学的地位，主要是当时人们选择的结果。传统古文与骈文的文体谱系在当时已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五四时期对于“桐城派”与“文选派”的强烈批判，正表现出现代文学学者对传统文章学的全面“否定”，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今之中国学术，若只有“自信”而乏“自知”，既是“自大”，也是“自卑”。治传统学术的学者应有更开放的胸襟与心态对待外来的学术，仍应借鉴西方学术的理论资源。我们在考察每一个问题的时候，既要“回到中国语境”，又要借鉴外来的学术视野。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古人说：“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韩非子·喻老》)“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韩非子·观行》)今日的年轻学者，更应该借鉴西方学术，加以比较，才能在更开阔的世界学术背景下发现中国传统文体学的特点、优点与缺陷。以西方的文体分类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只要是不强加比附，削足适履，而是显示其差异，发现其特色，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西方的语体研究和风格学历史悠久，非常精密，在方法上对我们也很有启示意义。 二、超越科技局限，凸现学术的人文价值。当今的文体学研究条件尤其是科技手段远远超出前人。强大的互联网与数据库的海量信息与检索功能，博物馆之实物和图像，文体与文体学的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文献的获得、检索、储存、分类、统计等，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大便利。可以真正做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穿越时空，找到自己需要的文献。科技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学者从大量收集文献的繁杂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学者找到穷尽材料的捷径，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思考。这些都是前代学者所无法望见的方便法门。毫不夸大地说，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比如传统的语源学、校勘学、辑佚学以及相关考据学，若没有互联网与数据库，光凭人脑和苦功已难以取得第一流成果。但另一方面，科技给学术研究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23)。就文体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过分依赖科技，以科技的统计和检索代替思考，出现缺少人文精神、个性、创造性，缺乏文本细读与审美情趣的倾向，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技术化风气。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回首再看看传统治学方法，仍有其无法代替甚至愈显重要之处。可以肯定，在科技高度发达及普通应用的背景下，新的学术价值判断将随之产生。在笔者看来，在学术研究上，问题意识比知识重要，想法比材料重要，识力比功力重要，想象力与洞察力比记忆力重要。总之，科技越发达，人类独特的思维与人文智慧的价值将越发凸显出来。 三、超越纸文本形态，重视对文体的实物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研究。至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大都是基于纸文本文献的记录。今天的研究有必要以纸文本为基础，又能超越纸文本。还原文体的历史语境，也包括文本的原始形态。在纸文本形态产生之前与之后，文本可能以各种具有不同审美与文化意蕴的形态存在和游走。对早期文体(如盟、誓、碑、铭、册、玺、符、封禅文等)的研究要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实物形态对于文体形式与体制形成的作用和制约，不能只在经过历代整理传写尤其是经过电子化的文本上做研究文章。我们可以遵从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方法，收集出土文献与存世的各种文体实物，以展示和研究古代各种文体在当时运用的实际形态，取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相释证。比如《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郑玄笺曰：“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24)这就是著名的“九能说”。所谓“九能”，指士大夫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不同技能，多涉及对文体的运用。孔颖达《正义》说：“‘建邦能命龟’者，命龟以迁取吉之意。”(25)《周礼》、《诗经》、《左传》等传世文献都有相关记载，而出土甲骨文献更具体形象地展示了“命龟”的物质形态。《殷契卜辞》壹玖贰片甲辞云：“其乍(作)兹邑，四月。”乙辞云：“贞佳龟令。”杨树达先生说：“此辞首云作邑，继云令龟，正所谓建邦命龟也。《毛传》多陈古义，此九能之一与卜辞正相密合矣。”(26)以甲骨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释证，“建邦能命龟”之义便比较清晰了。又如“墓铭”与“墓碑”实物安放位置与区别在考古学上都能得到非常清晰的物证。而墓志铭的“铭”从出土文献实物可以看出从布质的铭旌向石刻的墓志发展，后期的墓志又有陶罐等形式。郑众与郑玄都提到早期的铭是把死者名字写在布上，放在棺柩之上随葬入墓。汉代仍有在棺柩上覆盖铭旌的风俗，50年代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发现上面书写说明墓主名字身份文字的麻质铭旌，上面有“姑臧渠门里张□之墓”，“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等(27)。这可以看出《仪礼》所记载“铭亦入圹之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周礼》所说的铭旌所写“某氏某之柩”是真实可靠的。 先秦时代还有大量的文体是以非物质形态出现的，有些早期仪礼对于后来的文体形态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丧礼“復”，即人初死召唤始死者灵魂的仪式。復者取死者生时之上服，面北呼唤死者名字以招其魂。《仪礼·士丧礼》：“死于适室，幠用敛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復者自后西荣。”郑玄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北面，求诸幽之义也。皋，长声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28)招魂仪式就是呼唤死者名字，冀其魂魄归来，尚无篇章性文字。《礼记·檀弓下》：“復，尽爱之道也。”郑玄注：“復，谓招魂。”孔颖达疏：“始死招魂復魄者，尽此孝子爱亲之道也……招魂者，是六国以来之言，故《楚辞》有《招魂》之篇，《礼》则云‘復’，冀精气反復於身形。”(29)仪礼之“復”与《楚辞·招魂》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所以不妨把它归入早期文体形态的研究之列。又如《周礼·春官·大祝》所提到的“六祈”即类、造、禬、祭、攻、说六种祭祀形式，就传世文献来看，并不具有篇章性的文字，但仍可能对早期文体之形成产生直接影响。郑玄注云：“攻、说则以辞责之，禜，如日食以朱丝禜社。攻，如其鸣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瀸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也。’”(30)郑玄即指出“六祈”对后来文体的影响。古代日食时有救日之仪式。《左传·庄公二十年》载：“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31)“用币于社，伐鼓于朝”这种宗教仪式可能具有祝文的内容或影响了后世救日食祝文的产生。 四、文体理论与文体的理论。超越传统文体学，就不能停留在对古代传统文体学已有理论的总结上，还要以新的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尤其是超越理论的文字形态，探求其背后的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多次提出：“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该包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层含义。因而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工作，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二者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32)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古代一些文学现象中抽象出文体观念来，既研究传统的“文体理论”，又总结出有现代意识的“文体的理论”，这也是文体学研究超越古人的方式之一。 要从那些非理论形态的材料中钩沉出“文体的理论”，需要通过对大量的总集、文章、目录学以及相关的材料加以细读和抽象，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于无文字处，领悟古人之精神，使潜藏者变显著，隐约者变明晰。在传统文体学的文献中，只要留心，就能在纷杂现象中发现“文体的理论”意义。这里略举一例。中国古代篇籍的独立与文集的出现，促使文章题目的使用更为明确、普遍和规范化。文集以文体为纲的编纂方法，又促使文章的命题更加注重文体辨识功能，故题目往往具有定体的作用。按理说，一篇文章应该只有一题，分属一体，但实际上在文献流传中，存在大量“同文异题”与“同文异体”的现象，即同一文章在不同文集中，有不同题目或分属于不同文体。比如，《宋书》卷93记载陶渊明归终前：“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陶渊明临终之言，在后世文献中或被命为“戒”体，或命为“疏”体。《太平御览》卷593题为《陶渊明遗戒》，《六艺流别》卷8命名为《道诫》，而《陶渊明集》卷7、《文章辨体汇选》卷279、《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62皆题为《与子俨等疏》。孔稚圭《北山移文》在后世的文体归属更为复杂，在总集中或属“书”，或属“移文”，或属“文”，或属“杂文”，或属“古赋”。《文选》卷43、《四六法海》卷8收入“书”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79、《六朝文絜箋注》卷8收入“移文”类；《古赋辨体》卷10外录下、《文翰类选大成》卷110、《文体明辨》卷46收入“文”类；《文章辨体》卷4收入“古赋”类；《文章辨体汇选》卷769、《骈体文抄》卷31收入“杂文”类。这种“同文异体”的现象是举不胜举的。“同文异体”现象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达，但至少反映出古人两种潜在观念：首先，文集编纂家不但有选文的权力，而且还有为作品命题与定体的权力。其次，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文体分类标准有时是多元的或多层面的，所以有些文体分类是泾渭分明的，有些则属于模糊地带，有交叉现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定体则无，大体须有”(33)。“同文异体”这一独特的文体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则与方法、特点与问题。这种现象给我们启示，用比较通达的态度来看待文体分类与文体研究，不至于过于拘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