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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机构用户，欢迎您！ 退出用户名:密码:免费注册 忘记密码 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报刊索引库目录索引库 高级搜索 丰富、失范、城市化、哈贝马斯、网络文学、城市、文化产业、民族主义、情绪、敦煌、出口退税 首 页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报刊索引库目录索引库 Brodsk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收藏|打印|下载 作 者： 弗·邦达连科+关注 作者简介： 弗·邦达连科，俄 译 者： 李春雨 李春雨，北京外国语大学 原文出处： 《俄罗斯文艺》(京)2014年第2期 第34-42页 内容提要： 中国与中国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陪伴了布罗茨基一生。他在晚年时候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其中他最欣赏的就是《道德经》。文本通过介绍布罗茨基的《明朝书简》一诗及其对李白和王维诗歌的翻译来探寻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对于诗人的影响。 Brodsky was more or less affected by China and its cultu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his life.He began to translate Chinese masterpieces in his later years,of which his favorite was Tao Te Ching.By introducing Letters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his translation works of the poems by Li Bai and Wang Wei,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Taoist beliefs,on the poet. 期刊名称： 《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 2014年08期 关 键 词： 布罗茨基/《明朝书简》/道教/中国与中国文化/Brodsky/Letters from the Ming Dynasty/Taoism/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字号：大中小 在西方最初认识中国的时候，人们总是喜欢将中国与古希腊做对比。古希腊曾经对于整个欧洲文化产生过毋庸置疑的影响，现在是将目光转向东方，去参悟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时候了。不懂中国的世界伦理观，不仅不能理解中国本身，甚至也不能理解当今的整个世界。因为中国是在欧洲文明之外独立发展的，所以就更有必要通过其文化和诗歌了解其发展逻辑，而这也是对我们本国思维、道德、文化的一种补益。在俄罗斯诗坛，最早将目光投向中国诗歌和哲学的先驱之一就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中国，中国的主题和文化或多或少地陪伴了诗人一生。他的童年就是在一堆来自中国的新奇玩意儿的陪伴下度过的。少年时代，诗人甚至趁边境考察之机，在中国的领地上驻足了片刻。在生命的晚年，诗人开始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典籍。《道德经》一书为诗人所熟知、赞赏和喜爱。诗人将自己的生命之路看成是自己的“道”，一条必须由自己走到终点的道。下面我们就试着细细道来。 1、中国纪念 诗人从小就沉浸在东方世界中。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是一名军官，担任舰队的战地摄影记者。对德战争结束之后，他被派往中国工作了几年，回国时带回了很多令未来诗人大开眼界的新奇玩意儿。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随笔《一间半屋子》中写道：“虽然父亲被派往了舰队，但是他的战争开始于1940年的芬兰，结束于1948年的中国。父亲和一个军事顾问组一起被派往中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国时从中国带来了很多瓷器，有微带醉意的渔翁像，还有整套的餐具，母亲说要把这些东西留做我结婚时的礼物。”在父亲的收藏品中有一具精美的中国式帆船模型，它陪伴了诗人整整一生——从孩提时代到垂暮之年，直至今日仍然装点着圣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纪念馆。或许，诗人从孩提时代起就经常凝视着这艘帆船，想象自己站在甲板上，操持着舵轮，或是站在船长桥楼上。那些关于海洋、关于船只以及被孤独的鲁滨逊们扔掉的酒瓶的诗句正是由此而来： 我尽心地行驶， 但还是撞上了礁石 被戳穿了船侧…… 诗人的整个一生就像是一部《约瑟夫船长的〈奥德修记〉》。轮船进水有之，风暴和海啸有之，对于远方爱人的幻想亦有之，而这艘帆船一直在提醒着诗人这一点。父亲从中国带回来的这只铜铸的中国帆船模型对于小约瑟夫来说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在中国的店铺中搜罗一个同等大小的船模，可惜至今未能如愿。与中国颇有渊源的还有那只著名的行李箱——诗人离开苏联时带走的那只，它后来被雕刻在圣彼得堡的诗人塑像中。我想，雕刻师大概未必能想到，这支巨大的皮箱也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从中国淘弄来的。就这样，中国的物件陪伴诗人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在札记《一间半屋子》当中诗人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不管父亲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枪林弹雨，但是我家的小仓库、餐柜和墙壁实在是受益不浅。它们身上挂的那些装饰品几乎全都来自中国：中国水墨画、宝剑、丝绸小帘等等。本来还有一大堆栩栩如生的小瓷像——造型各异的人物形象，还有戴帽子的小企鹅，可惜这些东西后来渐渐地越来越少：不是被不小心打碎了，就是被送给了亲朋好友做生日礼物。最后只剩下一些酒后微醺的渔翁像。那些宝剑也被充了公，因为普通公民不允许藏匿潜在武器。你能想到么?这可真是先见之明——如果考虑到后来被我招来的警察不止一次闯进我那一间半屋子的话。至于那些陶瓷餐具，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实在是美极了。我们都巴望着，哪怕能用一个小碟子装点一下我们的餐桌也好啊，可是妈妈连听都不想听。她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这些餐具可不能让迷糊蛋用，你们都是迷糊蛋，毛手毛脚的迷糊蛋……”圣彼得堡的布罗茨基研究家和地方志学家们如果有心的话，现在肯定还能找到由布罗茨基签名上缴给警察局的宝剑。好在中国式帆船模和皮箱保存下来了。1972年6月4日，诗人离开苏联的当天，米哈伊尔·米利奇科在“布尔科沃”机场给他照了张相片，相片上的诗人就坐在这只皮箱上。 对于小约瑟夫来说，父亲从中国回来的这天是终生难忘的。“我记得，那是1948年11月的一个漆黑、湿冷的晚上……爸爸从中国回来了。我听见有人按门铃，我和妈妈冲向门口，只见原本就昏暗的走廊被一片海军制服压得更黑了：父亲和他的朋友、船长Φ.M.，还有几个士兵，将三个装满中国物件的大木箱搬进走廊里，箱子侧面写满了巨大的、八脚章鱼一样的汉字。随后，我和Φ.M.船长坐在桌前，爸爸在一旁拆箱子，妈妈穿着黄粉相间的双绉连衣裙，踩着高跟鞋，不停地拍着手……Φ.M.船长身材高大匀称，深蓝色制服解开了扣子，从酒器中倒了一小盅酒，像朝大人使眼色那样冲我挤了挤眼。带有铁锚标志的皮带和装着巴拉贝伦手枪的枪套放在窗台上，看到和服母亲惊喜地叫出声来……” 约瑟夫·布罗茨基对于东方的暗恋就是从此开始的。对于海洋和航海的憧憬，对于军人的钦慕，对于强国的情愫。虽然不免有些过度，但是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除了文学……或者，还有故都的建筑，唯一值得俄罗斯骄傲的就是国家舰队的历史了……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首都的国家标志根本不应该是什么长着两个脑袋的鸟，或者近似共济会的镰刀和锤子，而应该是俄罗斯舰队的旗帜——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荣耀，真正美丽的圣安德列旗——圣女般纯洁的白底上镶嵌着蓝色斜十字……”很遗憾，约瑟夫·布罗茨基未能如愿成为一名海军士兵，他没能通过潜水艇艇员学校的审查。如果能成为一名海洋诗人兼英勇的潜水员该有多好……顺便说一下，就连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应归功于中国。因为那台俄文打字机也是诗人的父亲从中国带回来的…… 2、中国主题 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中经常会顺便提及各种中国的小摆设，他有很多关于汉科半岛英雄的诗歌，①也有对佛陀的祈祷，我不打算去夸大这些诗行的意义。因为在诗人多维的诗歌空间中同样可以找到关于墨西哥的记载或者对于非洲的珍禽异兽的描述。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记叙确实存在就好了，至于对所有这些记叙做精确统计，就留给文本学家去做吧。和服、中国屏风、中国折扇、锦匣、小瓷像等见诸于整个俄罗斯诗歌，从古米廖夫到布罗茨基，从勃洛克到尤里·库兹涅佐夫。可到了1917年，一组诗歌突然爆出诗坛。这是一组令人惊叹、洞见深刻、抒情而又坦率、富于历史感和哲理的诗——《明朝书简》。我很想把这组诗配上详尽的注解和中国明朝画家的插图单独出版。顺便说一句，这样的书在中国也可以出版。虽然约瑟夫·布罗茨基曾不止一次在向听众们朗读这首诗歌之前解释说，诗歌所讲的并非中国的现实，而是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愫，即便如此，这些诗也很好地证明了诗人对于中国诗歌与文化的深刻了解。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在写“明朝”时一般是不加软音符号的。②但这仅仅是出于对汉语的个性化理解，绝非是诗人不懂中国历史。因为在诗歌发表之前，诗人完全有可能会去翻阅汉学家的著作。想来诗人是有意为之。诗人曾经对听众说：“要想准确地理解这首诗，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明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朝代之一。”对于诗人的这一言论我不敢苟同。因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君主大抵都是很残酷的，而相比之下，明朝的突出特点应该是文化，首先是诗歌的繁荣。即便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我们也读不出对于时代的残酷的过度渲染。专家认为，诗歌是用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词”写就的。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布罗茨基圈子里的很多著名诗人未必知道这种体裁。按照“词”的惯例，诗人采用了女性的口吻，通常是某个深闺名媛，因为不能与自己位高权重的夫婿朝夕相守，而用这种如歌如泣的词令吐诉衷肠。诗人从何处知道如此细节?我同意汉学家塔季扬娜·艾斯特的看法。艾斯特事无巨细地描写了约瑟夫·布罗茨基和他的老朋友，著名的东方学家鲍里斯·瓦赫京见面的详细情景。塔季扬娜·艾斯特认为，正是在鲍里斯·瓦赫京的劝说下布罗茨基才开始尝试中国诗歌的翻译。鲍里斯·瓦赫京是个东方学家，他建议约瑟夫根据逐行译注的中国情诗整理出自己的译诗。约瑟夫听了逐行的翻译，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脱口而出一段长长的，歌咏一般的诗行。这种翻译的内容和风格都让瓦赫京惊叹不已。他说：“约瑟夫，从来没有人这样译过中国诗，此前的翻译家一般都把中国的诗行翻译得很短，因为中国的词句在俄罗斯人听起来感觉太短了。但事实上，中国的词语内容丰富，远非一个与之对应的俄语词所能表达的。中国字和俄语词的意义容量之间的差距一直是中诗俄译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你轻易就把它化解了……使用了自己惯用的长句，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一年后，鲍里斯又重新回到关于中国诗歌的翻译上来。“我说——他对布罗茨基说——你好歹翻译几首吧。否则的话，大家都要以为中国诗歌就是艾德林所说的那样了：没有音乐、没有韵律，没有节奏，什么都没有，说白了就是一堆堆砌的句子而已……” 至少，没有瓦赫京的影响，没有对于中国诗歌特色的理解，布罗茨基是不可能写成《明朝书简》一诗的。有可能会写成某种北方人的奇怪东西，但是那与布罗茨基的整体风格来说会是格格不入的。瓦赫京的话似乎勾起了他儿时在和中国帆船模型游戏时，在看到中国版画时产生的到中国远途旅行的幻想。当然，关于中国诗歌，布罗茨基和不可超越的朝鲜诗歌翻译家——安娜·阿赫玛托娃也谈论过，也有可能受到了来自古米廖夫的《中国之旅》和《瓷器馆》等诗歌以及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中国》一书的影响。但是据塔季扬娜·艾斯特说，正是在瓦赫京时期，约瑟夫用自由体翻译了几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她记住了其中一首： Весна,я не хочу вставать и, Птичьи метры в постели слушая, Я долго вспоминал, Как прощлой ночью ветер бушевал, И лепестки оплакивал,упавшие от ветра. (春晓) 这是布罗茨基所惯用的长句和中国别具一格的诗行的完美融合。布罗茨基轻易地推翻了官方译者公式化的短句规则，展现了自己的风格。就像塔季扬娜·艾斯特所说：约瑟夫·布罗茨基提出要“取代墨守成规的苏联风格——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的学生们必须遵守的中国诗歌翻译的不二范本。但是我不能说，苏联的教授们，更准确点说，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教授们是这种一统天下的死板风格的始作俑者。不是的，这实际上是尼古拉·古米廖夫和科学院院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一起发明的。但是我想，阿列克谢耶夫和古米廖夫在发明这种新体例的时候(主要出于等量原则的考虑)可能并没有想到，后世的专家学者会用这种体例作为金科玉律，压制其他一切可能出现的中诗俄译的新形式……”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圣彼得堡时还与北都思想最自由的中心之一——东方学院的学生们过从甚密。正是在那里诗人结识了一位姓江(音译)的中国人，他是诗人的崇拜者，他用不太熟练的俄语对诗人说：“约瑟夫，您是棺材级的诗人”，③随后又补充道：“你们那里怎样，我既不想选国家，也不想选骨头④……请您原谅，我最近纪念碑不好。”⑤后来布罗茨基总是拿这件事打趣，说是“棺材级的纪念碑。”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明朝书简》一诗似乎是用备受宠爱的妃嫔——美人的口吻写成的。按照词的惯例，诗人在诗的开头写明了故事经历的准确时间(夜莺出笼十三载)。这一数字似乎对应着诗人布罗茨基这只夜莺出离苏联的时间。就像布罗茨基的朋友和研究者列夫·洛谢夫所写的那样：“中国的布罗茨基研究者刘文飞(音译)指出，《明朝书简》应该是引用了明朝时期的关于一个女子的传说，讲她的丈夫被征去修长城……”⑥对于这个传说我很清楚，说的是一个人在修长城时被活活累死，后来他的妻子千里寻夫。除了诗中也讲到女子和丈夫分别，以及在诗的第二部分提到了长城之外，我看不出布罗茨基的诗跟这个传说有什么瓜葛。 不过，应该把刘文飞的文章通读一遍。或许列夫·洛谢夫没有完全理解吧?书简是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写给远方的爱人的，这个女子同时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之一(否则的话她就不会给小皇子讲解星星的奥秘，也就不大可能获得皇后本人所赐的画纸了)。虽然有点像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但于我却是无所谓的，因为诗人有权利仿照任何东西。恋爱的女子讲述了宫廷生活的种种残忍，很伤心已经有十三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夜莺了，但同时又为夜莺能飞离牢笼而感到高兴。随后描写了女主人公看似令人悲哀的生活：镜子不断涨价，花园日渐衰颓，国内的大米越来越少(实际上，这个细节有些过于男性化了)。或许，第一部分最重要的一行诗当属这一句：“夜莺挣出笼，已近十三载。”约瑟夫·布罗茨基离开苏联是在1972年的6月，这首诗是在1977年写下的。时隔五年，而在十三年前，约瑟夫·布罗茨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诺林村庄流放，当时有一段时间他心爱的人马林娜·巴斯马诺娃陪伴在他身边。其实我们没必要太较真，因为诗歌原本就是假定性的。但是我认为，约瑟夫正是计算了流放和与爱人分别的时间，从而得出了“十三载”这个数字。当然，诗人1977年时也在等待自己心爱的人的来信，但是似乎没有等到。我倾向于将《明朝书简》一诗归到献给著名的М.Б.，他的劳拉或者别阿特丽奇的组诗——这都是同一个人，即与诗人有着同样跌宕起伏的命运的圣彼得堡女画家、马林娜·巴斯马诺娃。但是诗中的分别首先是指诗人与祖国的分别。说起来好笑，十三年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流放时期在诗人本人看来却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直到晚年诗人都是这么认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流放之于布罗茨基正如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流放之如普希金。爱人已经十三年音信全无，而时光流逝。而国内，确确实实，面包和大米日渐稀少了。 不管如何，《明朝书简》很明显是悲剧性的。当然，诗人在讲明朝的残酷时，影射的是将自己驱逐出境的祖国。诗人就像一只夜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朋友和创作环境，离开了俄罗斯诗意的空气。这一点在诗歌的另一部分表现得更明显。两部分诗行数相等，这也是“词”的体例所要求的。只不过第二部分已经是诗人自己的口吻了。 古谚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惜的是，回去的路程漫漫数千里，却不取决于诗人自己。特别是当从“0”开始计数时。究竟是一千里还是两千里并不重要——“千里”本身就表示你与故土相隔万水千山。无意义像一种瘟疫从词语传染给数字，特别是很多个“0”。风向西方猛吹，就像黄澄澄的豆子从胀爆的豆荚中弹射出来一样。西方是长城所在的地方。在长城的映衬下，人又丑陋又可怕，像汉字一样，又像是一切不可辨认的文字。向一个方向的运动将我拗向一侧，好像马脑袋一样。存在于身体内的力量都用在了影子和野麦芒的摩擦上。可怕的文字，可怕的城墙，可怕的无意义。这已经是在讲俄罗斯和她的命运了。就像列夫·洛谢夫所说：“诗歌上下两部分各16行，在语义上是对称的：第一部分第一行对经历的时间做了界定(“十三年”)，而第二部分第一行对走过的路程做了界定(“千里”)；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词是“大米”，第二部分最后一个词是“大麦”。与此同时，女性叙述的第一部分和男性叙述的第二部分在内容上形成鲜明对照：第一部分充满着具体生动的形象，而第二部分则以符号为主——词语、数字、文字……”从语义层面讲，两部分确实是对称的，但是对于约瑟夫·布罗茨基来说，意义永远凌驾于语义之上。况且，洛谢夫本人还找到了类似的东方伤感题材的诗的草稿。在诗人国内时期的草稿中保存着一首未完成的无日期的诗稿。 高耸的，无颜色的城墙。 在其映衬下，人显得无比丑陋 (或者美好)，就像汉字。 ……一切文字 在这高墙后面，很显然，是一片辽阔。 有人迹，或者无人烟。 褐色尘土漫天。 无所谓，反正尘土是爬不过来的。 或许，这反倒是最好的。 我心中，无悲哀，无困窘，亦无恐惧， 我不希望， 那条引向高墙的路， 继续铺下去。 自由派的布罗茨基研究者们可能会怪罪我，但我宁愿遵照原诗的本意，读出诗行的应有之意。对家乡的无限思念通过诗中的形象表达得更加深刻。前边已经说过，回去的路，特别是当这条路不可能时，要不啻几个千里，无数人永远地离开了苏联。有些人不以为意，甚至还很庆幸，有些人，比如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或者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则痛苦万分。所以，这首诗看似写的是中国的事情，但实际上抒发的是俄罗斯诗人被迫去国怀乡的感受。让我们再仔细地读一下下面的诗句：“风向西方吹(诗中用的是Эапад，诗人特意将首字母大写，暗指西方世界，而非仅仅地理方位上的西方——邦达连科)就像黄豆蹦出豆荚，西方矗立有高墙。”移民之风将诗人吹向高墙矗立的西方世界，这里的“高墙”指什么?看来绝不是万里长城，因为万里长城一直以来都是古老中国的保卫屏障。此外，在中国人眼中，西方绝无半点崇高之意，西方和北方历来都是蛮夷所在……“在其映衬之下，人显得丑陋而可怕，就像中国字，又如一切不可辨认的文字……” 布罗茨基本人曾说，《明朝书简》一诗并非描述中国明朝史实，但是有些西方研究者对此并不以为意。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诗的第二部分是诗人对于中国和万里长城的感受。要知道相对于中国历代古都——不管是长安(今西安)，还是北京——来说，长城的所在都应该是北方；而对于被放逐的人来说，长城在其南方。长城只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带来说地处西方，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一直是蛮夷的象征。西方游牧民族自西方侵扰中原，长城的修建正是为了抵御这些人。统一中国之后，残暴的秦始皇驱逐被奴役的部落修建长城，正如斯大林时期将人们驱逐到沃尔库塔或者诺里尔斯克一样残忍。古代中国关于忠贞的妻子寻找被劳役累死的丈夫的传说就由此而来。但是明朝已经不再是秦始皇时期了。此时的长城对于百姓而言也不再是什么集中营，而是保家卫国的屏障了。此外，关于汉字丑陋、可怕、不可理喻的诗句也明显不是在讲中国的事。因为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每个汉字都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不仅如此，汉字自古以来就是美丽和优雅的象征。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布罗茨基诗中的“西方”是指当代的西方世界，一些人的丑陋不堪也是别有所指。况且，从地理上讲，一千里实在不能算是遥不可及的距离……诗中所描述的长城外观也不符合实际。第一，长城是加了牛奶的咖啡色。第二，长城高约十米……男主人公的心理刻画也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那么他绝不可能写下这样的句子——“像汉字一样丑陋而可怕”。对于中国人而言，汉字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书法艺术流派众多，异彩纷呈。今天的一些书法大师甚至直接在柏油马路上练字。总之，约瑟夫·布罗茨基所写的是另外一堵墙，另外一个西方，像人一样丑陋而“不可辨认的文字”也是另有所指。诗人反对铺设那条通往高墙和西方世界的路。 我想，这里根本与政治无关——不管是西方政治、还是俄罗斯抑或苏联的政治。这里是在讲诗人的命运，讲诗人富于诗情的动作。他早就猜到了，“向一个方向的运动/将我拗向一侧，像是马脑袋。”在我的东方藏品中就有这样的拗向一侧的东方神马。很显然，约瑟夫·布罗茨基也看见过这样的马，而他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只朝向西方的单面的作家。他明白，他的力量，他的能量，他的诗才都存在于俄罗斯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之中。他所谓的“不可辨认的文字”正是他最担心的——诗人个体性的丢失。 而事实上，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诗人后期用英语，更准确地说，用美国俚语写成的诗作已经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点。这些诗遭到了所有著名英语评论家的严厉批评。诗人及时地放弃了英文写作，回归到了俄文上来。睿智的诗人在《明朝书简》一诗中预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曾经贮存体内的力量，在影子的摩擦中消失殆尽……”这是与西方美国影子的摩擦，与美国众多的媒体以及敲诈勒索的自由团体的摩擦。这些人耗尽了诗人的全部精力，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直接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 3、道的寻觅 诗人在美国的救赎——虽然有些奇怪——是在唐人街和廉价的中餐馆中找到的，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来唐人街可绝不是为了图便宜。我记得，当年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他，那时他就跟我讲东方的哲学，讲《道德经》，智者老子永恒的至理名言。就这样，借助东方的哲学和诗歌诗人在美国得到了救赎，避免了成为拗向一头的马。 杰出的诗人、20世纪为数不多的客观的文学研究者之一、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老友列夫·洛谢夫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谢谢您写的关于布罗茨基的文章，我已经拜读过了。布罗茨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才，他比人们想象的要全面得多。你很正确地指出了他固有的爱国热情，一般人们不太能注意到这一点。19世纪的术语把布罗茨基定义为一个‘欧洲俄罗斯人’，而事实上，用19世纪的任何术语都很难准确定义像约瑟夫这样复杂的人。如果我们说他是‘矛盾综合体’的话，那只能证明我们不能够理解天才人物的世界观的整体性。您的列夫·洛谢夫。”列夫·洛谢夫同样高度评价了《明朝书简》和自己老友的东方译作。他写道：“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对中国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一直想去远东走走。在他晚年的时候本来可以去的，但是由于心脏病的原因，计划好的行程几度被取消(他本来以为，1996年秋他的健康状况可以允许他接受邀请访问台湾的)。” 布罗茨基推荐自己的美国学生读李白所做的《江夏行》，该诗是以与丈夫分别而倍感思念的妇女的口吻写下的，是哀诗的典范之一。 在美国，诗人对中国的一贯热情得到了汉学家塔季扬娜·艾斯特的支持。后者还记得自己给约瑟夫·布罗茨基解释汉字意义的情形。“我给他讲‘道’这个字的寓意。我说：‘这个字由两部分含义组成。其中一部分是理解整个词的关键，这是道路，或者行走、旅行的标志。另一部分是一个官员的脑袋，头上戴着乌纱帽。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说要遵循自我本性的指引。’他反问我道：‘怎么，难道普通百姓就不能遵循自己的道么?’我说：‘当然可以啦。’——‘那么，为什么是官员的脑袋，而不是农民的脑袋呢?’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许是官员的脑袋从远处看来比较醒目吧……’他自己也笑了。我可是知道他在笑什么。‘道’非大众性，‘道’亦非民主……” 诗人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参悟并遵循自己的道。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明白道的奥义了。也正因如此，他才驾轻就熟地和汉学家艾斯特一起开始从事中国文学典籍的翻译工作。东方真理的奥义仿佛引领他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期。其实诗人自己的诗作也像东方的山峰一样俊伟，读来颇有登高览胜之感。来自托木斯克的诗人安德烈·奥列阿尔是翻译了约瑟夫·布罗茨基写的所有英文诗的第一人，他是在东方的喜马拉雅山上读懂布罗茨基的诗歌的。他写道：“我和布罗茨基诗歌的故事缘起于共同的旅行。2001年我参加了西伯利亚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活动。我们在尼泊尔和西藏待了两个月，见证了真正的人性和真正的生活，经历了无数的冒险和悲剧……但不管走到哪儿，我都随身带着一本布罗茨基的诗集。(就像布罗茨基最喜爱的伟大英国诗人奥登在《致拜伦勋爵》中所写的那样：旅行中最好的伙伴和对话者是最爱的诗人的诗集。但是对于奥登——我现在正专注于其作品的翻译——我是后来才了解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惊奇，就像诗歌一样，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合辙押韵的：再过几年我就将出版《我的布罗茨基》，其中他的英文诗集的俄语译本我会取名为《致考古学家》)。在遥远而严峻的喜马拉雅山上，我突然发现：布罗茨基的诗与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有着惊人的相似。他的诗与喜马拉雅山在很多方面都遥相呼应：完美的外观，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神秘的回响，永恒的呼吸……这是言语所难以表达的。我记得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ABC营地的冰川堆石上时读到的这些诗句：‘站在冰川顶上，半个世界收入我的眼睛’，还有‘我在亚洲流浪，寄宿在陌生人家中……’ 正是在那里，在大自然最伟大的作品旁边，我才突然深刻地领悟到约瑟夫·布罗茨基诗歌的伟岸雄奇。我忽然觉得这些诗歌是那样的令人惊叹，似乎不逊于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高耸入云的八千米的珠穆朗玛峰。” 东方的诗歌——是对寻常的凡夫俗子所不能领悟的永恒真理的孜孜以求。就像哲学家庄子所说：“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中国的诗人，自《天问》起，就有道人所未道，见人所未见的传统。中世纪文论大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经说过：文章乃“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在中国的诗歌中，最主要的是不可见的，就像灵魂一样。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内在而言与中国诗人相近，这从他翻译的第一首诗歌就可见一斑。 ВСПОМИНАЮ РОДНУЮ СТРАНУ Сиянье лунное мне снегом показалось, Холодным ветром вдруг дохнуло от окна... Над домом,где друзья мои остались, Сейчас такая же,наверное,луна. (静夜思) 这首译诗也十分符合布罗茨基本人去国怀乡的情感。基多维奇的“糟糕”译本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У самой моей постели Лежит от луны дорожка. А может быть,это иней — Я сам хорошо не знаю. Я голову поднимаю — Гляжу на луну в окошко. Я голову опускаю — И родину вспоминаю. 关于这个译本，我同意塔季扬娜·艾斯特的看法：“天才诗人用汉语写下的诗，被翻译成了滑稽荒唐的顺口溜。给人的感觉是，诗人要么不太正常，要么就是喝醉了，他朝窗外望啊望的，自己都不知道看见了什么。还有这些不知所谓的床上体操——我一会儿又低头，一会儿又抬头……整首译诗显得又空泛又啰唆，这是因为基多维奇死板地恪守了汉诗俄译的诗行翻倍原则……” 实际上，约瑟夫·布罗茨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国古诗翻译的新体系。除了这首诗之外，他还翻译了另外几首经典古诗，有的比这首好些，有的差点儿。我们需要感谢塔季扬娜·艾斯特，正是她鼓励诗人翻译了这些诗，并将其保存了下来。 他最初翻译的一首诗是诗人王维的。布罗茨基之所以喜欢王维，首先是因为他的名字：Wang Wei——one way。王维有一首诗，其知名度堪比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名叫《鹿柴》。有一本英语书，专门是介绍这一首诗的。在该书的作者看来，《鹿柴》最深刻、最全面地反映了佛教和道家的真理，而全诗仅有20字。这首诗的格律是绝句，其特点就是短小精悍。但是在翻译成俄文的时候，并非翻译成了类似的短小体裁，比如日本短歌，或者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而是无一例外地采用长句释义的译法。在这些译诗中，原诗中第四行诗拨云见日的词句往往得不到体现。而约瑟夫·布罗茨基则是这样处理的： ОХОТА НА ОЛЕНЕЙ Горы безлюдны,бесчеловечны горы. Только ручья в горах слышатся разговоры. Луч, Пробившись с потерями сквозь частокол деревьев, Кладет на лиловый мох причудливые узоры. (鹿柴) 这些自由的诗行读起来就像是布罗茨基本人就中国的题目写就的。字里行间抒发的完全是诗人布罗茨基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布罗茨基翻译了很多与自己相近的中世纪中国诗人的作品。比如李商隐或是杜牧…… 作为语言大师，约瑟夫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他视创作为游戏的态度。他在给塔季扬娜·艾斯特的一封信中说：“创作就像是和玩具兵的游戏(请收下给您的小木偶)……需要发明、想象、创造出新的韵脚和韵律。最重要的是要开心(have fun)……”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本人诗作中的皇帝、将军、宫女妃嫔都好像是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都是自己想出来的，随时可以换个花样。他用这种游戏的方式说出的东西，如果一本正经地去说，就没有了说的欲望，或者就说不出来了。游戏，对于布罗茨基而言，就是创作最深刻的本质，因为当人们严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愚蠢……孩提时的小约瑟夫就是这样和中国的帆船模型以及瓷器小兵们游戏玩耍的。正是游戏将其从生命的孤寂和悲剧中解救出来，帮助他宽恕世人。在游戏中他参悟了别样的命运和世界观。比如，布罗茨基对于《道德经》这部深奥著作的理解非常质朴自然，丝毫没有故弄玄虚之态。在长城脚下的关隘，老子应守城官的央求写下了道家圣典《道德经》，之后骑牛西去。和老子一样，布罗茨基在写下自己最好的诗作之后，也去了西方。但此西方非彼西方，老子西去是前往西藏、印度；而布罗茨基去的是美国，是一个没有永恒的智慧真理的地方。他只能走自己的道路，“种子之路”，就像他喜爱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写的那样。或者遵循着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与其他诗人之“道”大相径庭的“道”。或许，诗人的整个一生，从孩提时代和中国帆船模型的玩耍到临终前对《道德经》的翻阅，都是对自己“道”的寻觅。有时顺遂，有时坎坷。就像塔季扬娜·艾斯特所说：“为了寻开心，我们来到了纽约大大小小的咖啡馆，每到一处他就找到吧台的人，跟他说《道德经》里的词句。”既然在美国懂汉语的俄罗斯人少得可怜，那么他翻译的中国作品是给谁看的呢?其实，只要他一个人喜欢就够了。而他的热情是饱满的。按他自己的玩笑话来说，他的一生就是马可·波罗的梦想……最后，在本文即将收笔时，我想从约瑟夫·布罗茨基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摘抄一句话，他说：“趁着还不晚，要赶紧计划中国之行了。而现在，我不得不去该死的欧洲一趟。” 或许，《明朝书简》和诗人翻译的中国作品恰恰是诗人在身后的中国之行？ 注释： ①汉科半岛位于芬兰湾入口处，1714年，彼得大帝缔造的海军和瑞典海军作战，第一次赢得重大胜利——译者注。 ②诗人布罗茨基的诗歌题目中“Письма Династии Минь”中“Мин”加了软音符号“ь”——译者注。 ③江说的那句俄语是“Иосиφ — Вы поэт гробарного эначения”.此处江将глобального(全球的) 误讲成гробарного，俄语中并无此词，但该词中包括了一个词根гроб，意为棺材，恰好与下文中的另一口误——将记性(память)说成纪念碑(памятник)相映成趣，所以后来诗人经常拿此事打趣——译者注。 ④此处应该又是江俄语的误用——译者注。 ⑤这里江将“память”和“памятник”两词混淆——译者注。 ⑥此处应该是指“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传说，但该传说并非属于明朝时期。应该是误用——译者注。 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 相关文章： 日本近代“诗史”观论析高平外国文学…2015年第06期“少数文学”视域下的黄瀛诗歌与宫泽贤治诗歌杨伟外国文学…2015年第06期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原样派”知识分子的中国观车琳外国文学…2015年第06期他者形象的理想化与艺术的理想：法国当代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姜丹丹外国文学…2015年第06期跨越疆界的求索：《时务报》和哈葛德小说She潘红外国文学…2015年第06期 关于我们 | 数据库介绍 | 联系我们 | 帮助 友情链接： 学者在线 教育部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 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5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All rightsreserved 京ICP备120078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