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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话语的基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文体学呈式微之势，上世纪80年代才日渐复苏。在学术界共同推动下，中国文体学成为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责任。提倡文体学研究“现代意义”的目的是获得古今中外之间的平衡与对话。强调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不仅是指与西方相比的中国“大语境”，还指各个不同时期的“小语境”。文体学研究要在继承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基础上，尽可能发挥现代人所特有的优长，同时消解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隔膜的短处。在当今学术研究情景下，要平衡学术自信与学术自知、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系。要超越纸文本形态，重视对文体的实物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研究。要不断开掘与拓展文体学研究疆域，如文体史源学、文体观念发生学、文体分类学、文化文体学以及历史文体学等。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 一 中国文体学学科的提出和意义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之一，它既是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与基点。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文体学思想，而且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的文体学已经相当精深而有体系，此后一直到清代，文体学久盛不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渐式微。而此时中国文体学与西学相较，其差异更为明显。在巨大压力之下，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立场而有所通变，以回应挑战。光绪27年(1901)，当时的文体学家王兆芳开始写作《文章释》一书。他在与俞樾的信中谈到写作此书的设想时说：“今者西术与我学争，我若固守专家之师承，而儒道反不振。兆芳以为学通天地人而考道于古圣贤，譣道于事物，祖述不摇，引申不已。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括西术之长，而西术之长，不足抗我儒道之大。若是亦善守师承者乎。”①他的理想是以对传统学术的“祖述”和“引申”、师承与创新来抵御西方学术的巨大压力。传统文体学的研究在清末民初，一度出现回光返照式的兴盛。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张相《古今文综》等，都是在西学传入的背景下，对传统文体学的坚持。由于时代情势所然，他们的努力并未能挽回传统文体学没落之颓势。 此后，传统文体学处境每况愈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体学研究才开始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不少老一辈学者为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导夫先路，郭绍虞先生在《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指出，古代文体分类“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②。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沾溉甚广，广泛普及中国古代文体知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涉及许多文体学的内容。童庆炳等先生则从文艺学的角度在理论上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予以重要支持。近年来，在古代文学学术界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不断取得文体学研究的成果，形成规模宏大的热潮。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和前沿学术领域③。 从上世纪80年代，笔者开始进入文体学研究领域，谨遵“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中庸》)之古训，持续三十年，未敢放弃。在2004年“文学遗产论坛”上，笔者提交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④，提出“文体学学科”概念。认为应该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有体系的研究，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体系。后来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中指出，古代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从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和视角发展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应该立足本土的特殊性，同时要适当引入其他学科的比较、参照，以期在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互动之中，获得自身应有的学科身份，在与西方文体学的互动之中，彰显自身在对象、分类、方法、体系等方面鲜明的民族特色⑤。现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许多学者为建设中国文体学做出重要成就。中国文体学是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一个学科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规范。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文体史料学为基础，以文体史、文体学史和分类学、风格学等为主体构架的基本研究格局。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已意识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差异，强调将古代文体学还原到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语体环境来考察，并力求将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语言学乃至文化学与历史学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与各学科门类之间的互动确立其在文学研究学术结构中的位置，以建构更具体系和内涵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文体学崛起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回归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与古代文学本体的学术发展趋势。回归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就是强调中国文体学要回到中国“文章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套用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的具体语境中，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揭示其原初意义；同时以古代文体学的具体语境及丰富细节为基础，对其所蕴涵的现代意义进行既符合逻辑又不悖于历史的阐释，并力图在阐释中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的文体学体系，并非像西方那种以虚构和抒情为主的“纯文学”文体，而是在中国传统的礼乐、政治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功用基础上形成的。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⑥这种说法往往被解读为“文学的自觉”。但从上下文来看，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举之例是周文王制《易》和周公制礼，古人视《易》与礼为“文章”，但不是现代人观念中的“文学”。在中国古代，那些运用场合与对象越神圣与尊贵的实用文体，也越讲究语言形式典雅之美，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那些远离政治、社会和公用的纯文学文体数量非常少，而且在传统文章文体价值谱系中，地位也不高。 在近代学术体系中，“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以西方“纯文学”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由于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文章”、“文学”本义产生错位而容易遮蔽甚至歪曲历史真实。因为西学的强势，故其“文学”概念基本替换了中国本土的“文章”、“文学”，中国文体学传统实际上被割断了。这在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有其必然性的。同时，对中国文学研究也确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比如小说、戏曲等原先处于边缘甚至被鄙视的俗文体，被视为纯正、重要的文学文体，这体现了一种与本土传统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并极大地拓展和推进了文学史的研究。但这是一种革命式的割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简单而粗疏地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比如，把中国古代复杂纷纭的文体，按西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简化成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看起来似乎很简便，但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语境差距颇大。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与西方的小说、戏剧在文体上的差异虽然也很大，但还可以勉强对接。最令人纠结的是“散文”文体。在现代文体分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是并列的，符合西方文学的实际，也大致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情况，但确实不太符合古代文章情况。四分法中的“散文”与传统文章学语境中的“散文”是错位的。中国文体学中的“散文”概念，它相对应的对象不是小说、戏曲、诗歌这几大文体，而是与骈文、四六相对应的语体，或者与韵文对应的散体。但是现在许多中国散文史著作却包括了与散文相对称的骈文，也包含了辞赋等与散文相对称的韵文。比如汉代的辞、赋、颂、铭、箴、诔、碑等韵文，六朝的骈文，都成为“散文”。从学理上讲，骈文和韵文在古代恰好是与“散文”对称的文体。有些学者主张：“关于古代散文的义类(名义与体式类别)，应该抛弃当下流行的大散文观念，坚决把辞赋与骈文剥离出去。”⑦但是，在现代“文学”分类中，这些文体如果不列入“散文史”，辞、赋、铭、箴、诔、碑等大量文体就无家可归了，它们明显不能列入小说、诗歌、戏曲史。这是套用西方四分法研究中国文体造成的典型的理论困扰⑧。 在很长时间内，文学研究重点放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等方面，这种风气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文革”之后，随着学术的转向，又流行“文化学”研究，这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过于宏观，文化便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框框，文学成为阐释文化学的旁证材料，甚至凭研究者的感觉和需要加以取材和评判，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比如许多人并不了解八股文文体，甚至没有看过任何八股文本，但批评八股却可以头头是道。中国文学的特点是基于其特殊的语言文字形式的，甚至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也受到中国文字语言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文体就是中国本土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集中反映。强调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