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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语境与小语境 强调回到中国“文章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这里的“语境”，不仅是指与西方相比的中国特殊语境，而且指各个不同时期的语境。我们不妨把与西学相对应的中国文体学背景称为“大语境”，把不同时代的文体学背景称为“小语境”。以上所论多及大语境，不复赘论，这里补充说明中国文体学的小语境问题。 传统的中国文体学主要语境其实是魏晋以来所形成的以集部为中心的范式。从东汉开始，出现了兼收众体的集部，“篇”的意义出现变化。“篇”原指竹简、简册。古代文章写在竹简上，编集在一起称为“篇”。《文史通义·篇卷》：“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14)“篇”只是标志文义的起始与结束的文意单位。文集出现之后，文章、文体与篇章紧密相连。“篇”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指“文义起讫”，更有明确的文章学上的文体意义。此前之作品未必有篇名，有篇名亦未必有定体。魏晋以还的文集，往往是按文体编排的，故集部实有命篇定体之需。“文章”则是独立成篇、有明确文体形态之文字。故独立成篇之“篇籍”、“篇翰”，乃是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成熟的关键词(15)。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若仅注意到魏晋以来所形成的以集部为中心这一语境，而不注意其它小语境，那么在集部形成之前产生的大量文体与文体形态，在集部之外的文体比如小说、戏曲等重要文体，史部之历史叙述文体，经学之中各种学理性的阐释文体，民间大量的俗文体、宗教(如佛、道)文体可能会被遮蔽，无法全面得以反映。 比如春秋时期的文体学语境与集部语境就完全不同。早期的文体体系是以巫祝辞命为核心的，以语辞即口头形态为主，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仪式感。仪式感的重要性往往超于文字语言艺术性。口头性、仪式性与实用性是早期文体的基本特点。从“辞命”到“文章”，两个文体系统之间既有传承关系又各具特性。在辞命系统中，实用功能是绝对主导的，审美只是附庸。在文章系统中，许多文体仍为实用性，但须具有完整的审美形式。从写作主体而言，辞命系统的作者主要是出于公职之需要，个人作用往往被制度所掩没。而文章系统主要是出于个人之写作，个性风格已彰显出来。在早期文献中，有许多集部未能收入的原生态文体。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中说： 文章流别，今世或緐于古，亦有古所恒  ，今隐没其名者。夫宫室新成则有“发”，丧纪祖载则有“遣”，告祀鬼神则有“造”，原本山川则有“说”。斯皆古之德音，后生莫有继作，其题号亦因不著。(16)章太炎认为古今文体变化很大，古时有些常用文体，后来却隐没了。他举了“发”、“遣”、“造”、“说”诸种在后代未见之文体。如“发”，《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郑注：“诸大夫亦发礼以往。”(17)可见“发”是一种庆贺之礼仪。“遣”，《仪礼·既夕》：“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18)按“遣”本身是随葬之物，又指遣策，即随葬物的清单。《仪礼·既夕》：“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茵以下。”贾公彦疏：“则尽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赠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书之于策。”(19)“读遣”也是仪式。“造”，《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郑玄注：“祈，嘄也，谓为有灾变，号呼告神以求福。”(20)造是祭祖之礼仪。至于“说”，《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诗传》云：“故建邦能命龟……山川能说……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孔颖达疏云：“‘山川能说’者，谓行过山川，能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也。”(21)《郑志》云“说”两读，或说或述，而孔颖达将二者合而为一，以为“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皆为言辞行为。上述“发”、“遣”、“造”、“说”主要是“仪式”或者是言辞行为，若按惯常的学术眼光来看，似乎“文体”形态不是很明显，难称为“文章”。章太炎恰恰与众不同，把它们看成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文章”文体。他对早期文体的独特性与丰富性的揭示无疑富有启发性：研究早期文体，应别具只眼，绝不能套用魏晋以来的文体学标准。而事实上，我们对文章文体的前理解往往是《文选》、《文心雕龙》至《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古文辞类纂》等体现的文体观念，乃至有所遮蔽。 晚清民国则是超逸传统文体学的特殊语境。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文学思潮、文体形态与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中西冲突交汇、古今变革嬗替、社会激变转型的文化背景下，传统文学渐趋萎缩、新文学不断壮大，西方大量的新文体与文体观念如江海之水般迅速涌入。在语言形态上，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文白的转型使传统文体学生存语境发生了釜底抽薪式的根本变化。新的文学文体、公文文体、新闻文体、学术文体等都被大量引入和使用，文体观念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文体及其价值谱系也被重新编定。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文体现代转化的典型语境，是沟通古今、中外文学的关键。在这个特殊文化语境中，传统文体学面临冲击与应对、调适与选择、延续与变革。这个时期，无论语言还是文体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绝对不是传统集部文体学所能笼罩的。 从古代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经历了巨大的文体体系转变，反映了古今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变化，而从语言形式上看，则是从文言系统转向白话系统引发的巨变。自先秦以来，文体之变莫大于此。关于晚清民国以来文体的巨变，研究成果甚多。但古今文体关联性的问题，研究空间仍很大。现代文学文体学虽然是对古代文章文体学的颠覆重建，但两者之间仍有千丝万缕不可切割的关系，本土文体学仍在发生影响。古今文体关联性的表现是多样化的，可能在功能上、思想观念上，也可能是在语言形式上。那些因制度而产生的实用性文体，随着制度的崩溃，其外在文体形式已基本消失，但其文体体制与精神可能还在起作用。中国古代抒情与叙事文体以及相关的语言形式、修辞形式一直影响着现当代文学，比如，现代散文文体与古代文章文体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一开始就显得特别成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早期文体学语境、集部的文体学语境、晚清民国的文体学语境，这是中国文体学史上三个各具研究特色与意义的“小语境”。我们不但要回到中国文体学的大语境，而且还要回到具体研究对象的小语境，才能更真实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精神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