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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戏谑美感与轻重“之间” 鲁迅除了以现代主义的峻急美感形态承担长期的启蒙之重、以古典主义的慢逸美感形态享有瞬间的个体之轻，还以后现代主义(鲁迅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只是一种暗合。笔者注)的戏谑美感形态体察了启蒙者终其一生在启蒙之重与生命之轻“之间”挣扎的精神困境。而且，比较鲁迅小说对启蒙之重的暗黑世界与生命之轻的澄明世界的两极性叙事，对轻重“之间”的微光世界的“中性”叙事更适宜于传递启蒙者常态的精神困境。鲁迅小说的美感形态也便在峻急与轻逸之外，表现为戏谑。当然，戏谑作为鲁迅所选取的小说美感形态之一，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曾反复呈现。例如：《阿Q正传》和《肥皂》呈现出整体戏谑，《风波》、《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呈现出局部戏谑。但是，从整体上以戏谑美感形态来表现启蒙者精神困境的小说则集中在《故事新编》。 如何理解戏谑美感形态？戏谑美感形态在《故事新编》中固然体现在有时有根有据、有时则“信口开河”的情节编排上(12)；体现为“认真不像认真，玩耍又不像玩耍”(13)的叙述语调上；体现为类似于“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起死》)的人物语言中；体现为“古衣冠小丈夫”(《补天》)、“乌鸦炸酱面”(《奔月》)、“滑溜翡翠汤”、“一品当朝羹”(《理水》)的谐趣“命名”里；体现为王公大臣观赏“三头大战”(《铸剑》)、老子讲学时听者不知所云、墨子的遭际(《非攻》)等等细节设计上。但归根结底，戏谑美感形态体现为鲁迅对启蒙者在启蒙之重与生命之轻“之间”挣扎的历史观与现实感。 概言之，启蒙者在轻重“之间”挣扎的精神困境在《故事新编》中可以概括为：历史观和现实感具有戏谑性质的同一关系。换言之，在《故事新编》中，历史是现实的历史，现实是历史的现实，启蒙者在轻重“之间”挣扎的精神困境就源自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故事新编》正因为历史的时间向度而体察了启蒙者在轻重“之间”“反抗绝望”的现实宿命；也正因为现实的时间向度而理解了启蒙者在轻重“之间”悲剧性宿命的历史性循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中的核心历史观并非是历史进化论——历史进化论主要是说给青年读者群的，而是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才是说给鲁迅自己的。因此，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于轻重“之间”的精神困境即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的表现是以戏谑的方式婉曲表达的。 首先，鲁迅在其前期创作的《故事新编》中就选取了戏谑美感形态来表现启蒙者在轻重“之间”的精神困境：历史观和现实感具有戏谑性质的同一关系。1922年11月，鲁迅创作了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收入《故事新编》时改名为《补天》)。鲁迅一面讲述女娲造人的历史神话，一面戏谑了女娲造人的历史神话。在中国传统文化想象中，女娲造人的历史神话通常被英雄化、神话化。然而在《不周山》中，鲁迅不仅将被造之“人”塑造为猥琐的“小东西”，而且还设计了禁军安营扎寨于为补天而死的女娲的丰腴肚皮之上的结局。而小说中女娲的命运与其说是对女娲命运的重写，不如说是对现实中启蒙者命运的历史性循环的直视。对此，如果我们阅读与《不周山》同年同月完成的杂文《即小见大》就可略见一斑：“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14)可见，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鲁迅也困扰于启蒙者“立人”使命与女娲“造人”命运的历史性循环，鲁迅的历史观和现实感已不可抗拒地具有了戏谑性质的同一关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和时代激变，循环论历史观便愈加战胜进化论历史观，《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更加被强化。1927年1月发表的《奔月》将后羿射日的英雄神话戏谑为英雄落魄的故事：妻子逃离、朋友背弃、还被不知名的老婆子嘲笑……这种种戏谑性质的情节，固然有效地想象了一位神话英雄谢幕后的种种可能，但同时也投放了1926年间鲁迅的种种心境，以及由己推人，延展至启蒙者在现实社会中必将遭遇的后羿式的悲凉宿命。1927年4月发表的《铸剑》更是将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戏谑美感形态：任何常态性的情节链条都无法通向该复仇故事模式的逻辑结构，任何确定性的分析都无法概括该复仇模式的内容。经由极致的戏谑美感形态，历史与现实形成戏谑性质的同一关系：如历史故事一样的极致的“复仇”行动在现实中同样不能改变社会，“复仇”者所设定的任何现实目标的完成都是虚妄的。 其次，鲁迅在其创作后期似乎缓解了启蒙者在轻重“之间”的精神困境：由童年追忆转向了“向左转”，实则陷入了“横战”的绝望。一种近乎死寂的哀痛在鲁迅后期创作的《故事新编》中弥散开来。但鲁迅越绝望，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就越婉曲、多义。1935年12月鲁迅创作了《出关》。《出关》的婉曲、多义导致了文本立意和文本接受之间出现了严重错位。《出关》在1936年初发表后，被当时的评论者视为“斥人”或“自况”，这两种理解皆有悖于鲁迅的“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15)的立意。鲁迅为此专门撰文说明：“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指老子——笔者注)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16)可是，无论鲁迅如何自述，都很难说服“误读者”。当然，作家立意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错位，应该说属于正常的文学接受范畴，但同时也与《出关》中戏谑美感形态的复杂性大有关系。即是说：虽然鲁迅在小说中送老子“出了关”，可是在鲁迅心理上老子却送而不走。而况，出“关”后消逝在滚滚“流沙”中的老子似乎终结了道家布道的历史使命，可在现实中却继续循环着鲁迅在“向左转”后所遭遇的启蒙者的精神困境。甚至出“关”后老子所置身的无水无食、只有“流沙滚滚”的生存环境都与鲁迅在1935年所处的病弱、腹背受敌的境遇很是相似。《非攻》中的历史观和现实感的同一性同样婉曲、多义。《非攻》讲述了主张“兼爱”的墨子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了一场楚欲攻宋的战争，然而，在返回宋的国界时非但未受到礼遇，反而遭遇到一连串的霉运。这一无限悲凉的小说结局，大概只有对现实与历史的同一关系了然于胸的鲁迅才能够讲述得如此心平气静。与《出关》和《非攻》中透骨的悲凉不同，《理水》倒是闪现出某种希望的热力。鲁迅借助于大禹治水这一历史故事的重述，似乎为启蒙者寻找到了一条理想化的道路：置身于“坚毅卓苦的平民世界”(17)、用坚韧果决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鲁迅在肯定这条理想化道路的同时，又让大禹在历经艰难困苦后最终与现实的荒诞世界达成和解。而这样的结局又如何不是戏谑地隐喻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由此可见，鲁迅在其后期所创作的《故事新编》中一如既往地承接了他向来思考的问题：启蒙者的意义与出路何在？为此，鲁迅以戏谑的方式否定了《出关》中老子式的“空谈者”和《采薇》中叔齐式的“逃离者”，肯定了《理水》中大禹式的“实干者”和《非攻》中墨子式的“实行者”，但在精神心理上，鲁迅却不可抗力于他“思想和意识深处自我的某种对峙”(18)。对于启蒙者而言，鲁迅一生致力于的“立人”目标根本上就无法实现；启蒙者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处境中尽力而为，没有任何历史经验或先验要素能够保证启蒙者会最终获胜。而这种自我牺牲后被遗弃的宿命与其说是启蒙者的宿命，不如说是墨子、大禹、女娲、后羿等命运的历史性循环。可见，鲁迅越是不可摆脱历史观与现实感的同一关系，《故事新编》中的戏谑美感形态就越婉曲、多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