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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既是一位涉猎广泛、建树卓著的优秀学者，又是一位著作等身、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他在诗歌、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创作领域都多有建树，在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独特贡献。唐弢曾这样评价他：“西谛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胡愈之称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 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 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也许是郑振铎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太突出，遮蔽了其文学创作成绩，以致人们几乎忘记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是一位毫不逊色的散文大家。 据统计，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郑振铎曾出版过《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民族文话》《劫中得书记》等散文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未曾收集。纵观郑振铎的文学创作生涯，散文是他自始至终一直坚持笔耕不辍的文体。翻阅其散文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朴素率真的充沛情感以及毕生追求光明正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在郑振铎的文学创作中，更能体现其艺术气质的还是他的散文。”的确如此，读其文，便可以知其人，某种意义上说，郑振铎的散文作品就是其人格精神和情怀的投影。爱憎分明的价值立场、渊博深厚的学识修养和纯朴真挚的情感表达，使得郑振铎的散文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郑振铎是一位毕生追求进步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在他的散文创作生涯中，坚贞不屈地追求光明、义无反顾地鞭挞黑暗是一条清晰的精神线索。郁达夫说过：“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郑振铎散文所表现出的强烈个性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勇于批判和质疑黑暗、积极捍卫和伸张正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情怀，这是郑振铎散文的生命源泉，也是其最重要的艺术魅力。早在1919年，郑振铎主编《新社会》时，就专设了“随感录”栏目，推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作品，他本人也亲身投笔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中国人与人道》《天地人》等文章，主要矛头都对准了旧社会的黑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启蒙教育意义。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陆续创作了一些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比如《血和泪的文学》，它既是新文学运动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同时又是一篇重要的充满激情的抒情散文，贯注着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情怀。“五卅”期间，郑振铎创作的名篇《街血洗去后》写的是作者在大屠杀后的所见所闻，作品在开篇的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愤怒和谴责——“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章结尾写到当天夜里作者再次来到南京路看到的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幕情景——“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了很多人。我们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作品到此戛然而止，但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谴责控诉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却引发了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批判质疑和启蒙救亡永远都不是过时的话题，从郑振铎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发表于1926年5月30日的《向光明走去》，是为纪念“五卅”一周年而作，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它的主旋律是控诉黑暗，向往光明。作品一叹三咏，“是的，是的，现在是黑暗时代。……走去、走去，向着光明走去。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作家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并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还有在《烧书记》中，作者历数历史上昏庸的统治者强制烧书的“咄咄怪事”，又转笔写到日本帝国主义钳制文化、烧书抓人的拙劣行径，并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谴责。“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作者义愤填膺的情态跃然纸上，坚守正义的立场坚定鲜明，具有积极的现实教育意义。从这些佳作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坚定信仰和人文情怀。难能可贵的是，这份信仰和情怀一直贯穿着作家的文学创作生涯，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祖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建设时期，郑振铎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某种意义上说，郑振铎的散文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充沛的底气和正能量，才能持续散发出生机和活力，吸引着一代代读者不断重温品味并被持久地感动感染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