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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举影响下的汉赋选、汉赋论 由于科举对古赋的重视，汉赋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引起人们对汉赋的研究和评论，这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汉赋选方面，汉魏六朝以来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收录汉赋作品，对汉赋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总集如萧统《文选》对汉赋的收录，更是确立了汉赋的经典地位。唐宋以来的类书、宋代朱熹、晁补之的楚辞选本、章樵的《古文苑》等都收录一定的汉赋作品(25)。这些汉赋选本对元代的汉赋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末元初陈仁子编纂《文选补遗》40卷，辑录《文选》以外的诗文，其中收录两汉15位辞赋作家的24篇作品，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作品均有收录。这部书虽说不是受科举影响，但也说明宋末元初对汉赋的重视。 元代祝尧《古赋辨体》是在科举变律为古影响下出现的一部重要著作，分正录、外录两部分，共收录先秦至宋代117篇作品(不收律赋)，其中汉赋26篇，即正录7家15篇，外录11家11篇。 正录：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班婕妤《自悼赋》《捣素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西都赋》《东都赋》，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 外录：贾谊《惜誓》，庄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骚》，汉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息夫躬《绝命辞》，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汉高帝《大风歌》，乌孙公主《乌孙公主歌》，梁鸿《五噫歌》。 就以正录作家作品而言，如果与《文选》收录汉赋相比就可发现，除班婕妤《自悼赋》《捣素赋》、扬雄《河东赋》外，其余都在《文选》中收录。而且收录的汉赋作品大部分也见于此前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古文苑》等书，大部分也在《文心雕龙》中有评论。可见《古赋辨体》所选仍为汉赋的经典作品，这对于汉赋经典作品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至于为什么不收张衡《二京赋》，祝尧在班固《两都赋》序言后的解释是：“《二京》《三都》等赋大抵祖此(《两都赋》)，其赋因不复录”(26)。在他看来，张衡《二京》学习班固《两都》，所以不予收录，虽有一定道理，但说服力不强，因为《二京》不只学习《两都》，更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在收录辞赋作品的同时，祝尧还对作品进行评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注：“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夫》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27)这样的注评，把问答体的来龙去脉予以全面探究，很有见地，所以《四库提要》介绍《古赋辨体》时特别引用这段话，并认为这是“最确”的结论。 吴莱于延祐七年(1320)乡试中选，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吴莱曾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四家赋为《楚汉正声》。此书今佚，但从宋濂《渊颖先生碑》记载《楚汉正声》编纂主旨亦可看出汉赋的影响：“古之赋学专尚音律，必使宫商相宜，徵羽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汉正声》。”(28)视楚骚、汉赋为正声，而且特别选择汉代两位大赋作家为标本，亦见汉大赋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一些为科举而编纂的古赋选本，如无名氏《青云梯》(一卷本佚，三卷本存)、虞廷硕《古赋准绳》(今佚)、无名氏《古题赋》(今佚)等，收录了元代创作的古赋作品，乃至于杨维祯个人赋集《丽则遗音》(《四库提要》谓收录自作32篇，皆其应举时私拟程序之作)、《铁崖赋稿》(《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谓收录自作48篇)等，虽为科举服务，但它们是学习古赋的产物，具有楚骚、汉赋的传统，所以直接或间接对汉赋的经典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代汉赋选本以《古赋辨体》为代表，数量虽然有限，但其意义不可忽视。首先，它继承前代选本传统，促进了汉赋在元代的广泛传播与研究，树立了汉赋的经典形象。其次，在为科举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时的辞赋创作，使汉赋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元代的汉赋选，也对后代一些文学选本、总集的编纂产生较大影响。 汉赋论方面，从汉魏六朝以来，就已产生大量的汉赋论，尤以《文心雕龙》为代表。到元代时期，汉赋评论继续发展。作家的书信、杂文、序跋等都有一些零散的评论。如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刘因《叙学》、袁桷《答高舜元十问》、阎复《谢解启》、赵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叙》等，其共同点在于对古赋的推崇。刘壎的《隐居通议》(收入《四库全书》)中有“古赋”二卷，其中亦有对汉赋的一些评论(如前文引其“古赋”总评)(29)，提倡“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古赋。杨维桢在《丽则遗音序》中也表达了他对古赋的看法： 皇朝设科取赋以古为名，故求今科文于古者，盖无出于赋矣。然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已远，矧其下者乎？(30)杨维桢倡导“丽则”，实践“丽则”，目的在于恢复汉代扬雄所提出的“诗人之赋”。而诗人之赋的核心就是以抒情为主，以诗的“六义”为宗旨。 元代对汉赋评论较有系统的著作是陈绎曾的《文筌》和祝尧的《古赋辨体》。《文筌》把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称为汉赋之祖。他的“汉赋体”分为大中小三体： 大体：《高唐》《神女》《招魂》《大招》《子虚》《上林》《七发》《长杨》《羽猎》《西都》《东都》《灵光殿》《文赋》《闲居》《藉田》《长笛》《琴》《舞》。 中体：《风》《月》《雪》《赭白马》《鹦鹉》《长门》《登楼》《啸》。 小体：荀卿五赋、宋玉大小《言赋》、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孔臧诸赋、梁孝王诸大夫分题赋。(31)“三体”中所举汉赋作品大都见于萧统的《文选》，可以说是汉赋的精品。而且由“体”入手进行引导，便于读者认识赋的特点并进行学习。《文筌》还对汉赋制、汉赋式、汉赋格等进行总结。如把汉赋的风格归纳为“壮丽”、“典雅”、“布置”三大方面，并认为“此三格乃其正体”。该著具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可以说是“汉赋通义”的简要大纲，基本概括了汉赋创作的各个方面，对于指导辞赋创作很有实用价值。 祝尧的《古赋辨体》在选辞赋作品的同时，也对作品进行评论，并把先秦以来的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对每体的特点也有精彩论述，代表了元代赋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其中对于汉赋的大量评论也颇为精到。从本文前引《古赋辨体》的许多评论，不难看出其理论价值。此处再引一段他对汉大赋的认识。《子虚赋》注评曰： 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孟坚《两都》……等赋并看，又将《离骚》《远游》诸篇赡丽奇伟处参看，一扫山林草野之气习，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则词人之赋，吾既尽之。然后自赋之体而兼取他义，当讽刺则讽刺，而取之风；当援引则援引，而取诸比；当假托则假托，而取诸兴；当正言则正言，而取诸雅；当歌咏则歌咏，而取诸颂。则诗人之赋，吾又兼之。(32)在祝尧看来，汉大赋不仅包括了“词人之赋”(丽以淫)的特点，而且包括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特点，甚至完全符合诗之“六义”标准。也正如此，汉大赋作为古赋之一种，也应是文人学习的榜样。总体言之，祝尧在中国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贡献，他在继承前代赋论基础上，把赋选、赋论融于一体，以“体”为抓手，以“复古”为目的，以“祖骚宗汉”为旗帜，以“六义”为统帅，以“情”为核心，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赋学理论体系。对于《古赋辨体》的赋学价值，学界多有研究(33)，不复赘述。但要强调的是，祝尧从“辨体”的角度划分前代的辞赋作品，推崇楚辞体、两汉体，明确树立了“祖骚宗汉”的思想，对于汉赋的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吴纳《文章辨体》等著作产生重要影响。 元代的汉赋评论，以祝尧为代表，其意义在于：第一，在“祖骚宗汉”思想旗帜下肯定汉赋的价值，巩固了汉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第二，汉赋评论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密码”，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汉赋的经典；第三，汉赋评论引导读者欣赏和学习汉赋，并对现实的辞赋创作具有指导意义(34)。 综上可见，元代科举引起了文人学士对汉赋的重视，对于汉赋的经典化起了较大作用，并且对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亦产生较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