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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代举子科考应试，以及考前的纳卷、行卷等，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文总集模仿借鉴。同时，举子活动促进了送别、唱和集的编纂。因此，唐人编撰诗文总集对唐举子应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科举考试的发展又丰富了诗文总集遴选内容、编选标准以及编集体例；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科考环境影响下，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文总集价值不高。 关 键 词：唐代科举/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关系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学科骨干人才资助项目(NKZXA1210)。 作者简介：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 有关唐代科举与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甚为丰硕。如，傅璇琮先生著《唐代科举与文学》、①陈飞先生著《唐代试策考述》等。②然而，唐代科举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有什么样的影响，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对科考文化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诗文总集与教育的关系 诗文总集对教育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据《文选》可管窥一斑。《大唐新语》卷九载：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类似记载，亦见于《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曹宪传》《许淹传》《李善传》，所载均与《大唐新语》略同。又，杜甫诗《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宗武生日》云：“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③又，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曰：“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据此，可知《文选》在教育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文选》对唐代教育的意义再进一步分析，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前人选本的部分内容失去其时代意义，借鉴这些内容，很可能达不到有预期的效果；第二，前人选本遴选的篇章在艺术上已经失去其应有的参照作用，学习这些篇章，耗费了有限的备考时间；第三，在前人选本编集经验的启发下，唐人很可能萌生重编撰选本以适应科考的愿望。 在这类愿望的推动下，唐人编集了大量选有唐人诗文的集子。如徐坚等集撰《文府》二十卷，《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著录该集，注曰：“开元中诏张说括《文选》外文章，乃命徐坚与贺知章、赵冬曦分讨，会诏促之，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新唐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徐坚等编集《文府》是否与教育功用相关，但据前文考，《文府》应当或多或少具有与《文选》相近的教育意义。其他类似的诗文总集尚有孟利贞编撰《续文选》、卜长福编撰《续文选》、卜隐之编撰《拟文选》、徐坚等编撰《文府》、徐安贞等编撰《文府》等，其功用之一，当与教育相关。 应当注意的是，有唐中前期，典籍传播主要依靠手抄摹写，这从客观上加深了需求与供给之矛盾。曹之《中国出版通史》认为，唐初即发明雕版印刷，主要印刷对象有印纸、佛经。④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认为：“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虽然在唐玄宗时期就已开始，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只零散印一些日历、医书，以及佛道等书，印儒家的经书是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刻九经印板’开始的，这一工程至后周广顺三年才得以完成。唐朝读书人念书，就只有靠手抄。宋人叶梦得就说过：‘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石林燕语》卷八，原注)同时人邵博也说：‘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邵氏闻见后录》卷五，原注)可以想见，一个中等或中等以下的家庭，要置办这几种经书(包括分量大得多的注疏，原注)，是何等的不易，他们或者自己抄，或者出钱雇人抄，都需要相当的时间或财力。”⑤虽然学术界关于我国印刷术出现时间的观点小有差异，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止于晚唐，印刷术还未为盛行；二是唐代读书人抄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傅先生谓置办经书困难，进一步观之，举子对其他典籍的需求亦是这样。一方面，为了应对科考对文体形式以及表达技巧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举子不得不阅读一定量的诗文作品，以之为仿写模范。另一方面，购买大量的诗文别集或者抄写诗文别集，既费钱财又耗人力。故此，遴选优秀且适合于考试的诗文作品，以之作为备考阅读对象，就为必然之事。 至晚，在初唐中后期，举子便认识到诗文总集对科考应试教育的作用。以诗句选集为例，唐人编纂的诗句选集，今可考者有十余部，仅初唐就有三部，依其纂集时间先后分别是褚亮《古文章巧言语》，是集纂于贞观中；许敬宗等《瑶山玉彩》，是集编成，大致在龙朔元年(661年)；元兢《古今诗人秀句》，是集大约纂成于咸亨二年(671年)。⑥除诗句选集，初唐编纂的诗总集，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有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慧净《续诗苑英华》、⑦释玄鉴《续古今诗集》、郭瑜《古今诗类聚》、崔融《珠英学士集》等。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考断代诗选集有佚名《贞观集》，通代诗选集有佚名《诗编》、郎余令《乐府杂诗》。⑧另，贾晋华考有武平一《景龙文馆记》，⑨拙文《〈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考有《翰林学士集》。⑩这一时期编纂文总集有温彦博《古今诏集》、许敬宗等《文馆词林》、《丽正文苑》、《芳林要览》、李义府《古今诏集》、刘允济《金门待诏集》、李麟《制集》、许南容《五子策林》、康显《词苑丽则》等。(11)可见，初唐编纂总集种类丰富，数量也较多。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论诗句选集的编纂状况时认为：“采摘古今诗文中的‘英词例句’，乃是当时的风气。”(12)由此可见，初唐编纂的选诗总集与选文总集，呈现出繁荣气象。 对比当时的科举状况，据《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唐登科记总目》载，武德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四人。六年，进士四人。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六人。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九年，秀才二人、进士七人。总计，武德年间及第秀才、进士三十二人。唐太宗以后，科考及第人数就增多。自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及第秀才、进士等总二百二十八人。唐高宗永徽元年至嗣圣年间，仅进士及第人数约五百六十余人。其中，咸亨元年进士人数达五十四人，咸亨四年及第进士则达到七十九人之多。数据对比表明，诗文总集的繁盛与科考制度的发展几乎同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