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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促进作用 参加科考举子们为取得更好的科考成绩，客观上推动了适合于应试教育的诗文总集流通市场的繁荣。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刺激了诗文总集的编纂。前唐，已有专门供书籍流通的书肆。有唐以后，书肆更为发达。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二载：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这则故事描绘的是隋朝书肆的盛况。唐代书肆也达到相当繁华的地步。《全唐文》卷八五九著录五代胡峤《陷北记》载： 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据这里描述“市肆”可见，市场活动的人数众多，参与者身份复杂。其中，“翰林”、“教坊”、“秀才”的参与，尤其值得关注。这说明，“市肆”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与科考有一定关系的文士。关于这一点，《吕衡州集》卷二著录唐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令人惆怅难为情。诗下序曰：“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因用感叹而作是歌。”(22)事亦见《唐诗纪事》卷三：“贞元十四年，崔仁亮……吕温感叹，因赋上官昭容书楼歌云……”(23)《研神记》虽不是唐人编撰的诗文总集，但据崔仁亮书肆购书、吕温感叹赋诗可见，唐代书籍流通对文士的影响。这一点，据《陈子昂集》附录卢藏用《陈氏别传》亦可见之： 陈子昂……年二十一，始东入咸京，游大学……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24)据卢氏之文“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至少在初唐，唐代文人作品集已在书肆有售。其原因之一，即为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有些文士从书肆买来诗文作品集以博取文名。如《太平广记》卷二六一《李秀才》条：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自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事亦见《唐诗纪事》卷四七《李播》条。对于这种风气，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认为：“这种偷盗的行为成为流传的笑柄，也说明情况是相当普遍的。”(25)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正是由于唐代书肆的发达，才为这种“偷盗”行为提供了可能。由此进一步推测，受科考的影响，适应科考需要的各种诗文总集，其进入书肆亦在必然的情理之中。这种现象发展到宋代，就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如宋柳开《与韩洎秀才书》载：“……因渎孟郊诗，言及足下有卢仝诗数十章。开于十年前，在京城书肆中见唐诸公诗一策，内有玉川生诗约四十余章，《与马异结交诗》为首篇。余寻托亡兄辟用百钱市而得之。”(26)柳开所谓“唐诸公诗一策”，应当是一部唐诗选集。其“市而得之”，虽然不一定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但这则事例说明了宋代书肆兜售唐诗总集的情况。陶敏《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认为：“宋以后，隋唐五代所编诗文总集大都逐渐亡佚，除了天灾人祸以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刻书业的发达，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唐诗总集，保存的作品数量更多，也易于购求……”(27)从购求动因上分析，举子参加科举考试对总集的需求，应当是市场供给方式发生变化的动因之一。 此外，科考制度促进了唐代诗文总集的编纂，使编纂者的构成成分复杂化、编纂目的动因多样化，也使得唐人编纂总集的种类更为丰富多彩。但是，举子们为科考应试而编纂的诗文总集，往往只注重其适用价值，而忽视总集应有的思想艺术质量。有些诗文总集，如前文论及《同题集》《中书省试咏题诗》《临沂子观光集》等，其遴选内容，由于受到考试要求的局限，虽然也不乏佳篇，但总体上看，科场诗文和文士即兴感发、抒情言志诗文的艺术成就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故专选科考诗文者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极玄集》《又玄集》等总集是有一定区别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