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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举考试与诗文总集遴选对象的新变 科举考试的迅速发展，致使科考举子数量日趋增多，他们渐渐成为唐代文化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之，这些举子们也就渐渐成为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与前唐相比，由于科考制度的影响，唐人编纂诗文总集的遴选内容对象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科考举子作为新的遴选类别出现在诗文总集中。如《国秀集》，其卷中录有“进士楼颖”、“进士杨重玄”、“前进士常建”、“进士程弥纶”，卷下录“进士范朝”、“进士丘为”、“进士褚朝阳”、“进士梁洽”、“进士严维”、“进士芮挺章”、“进士张万顷”、“前进士樊晃”、“进士万楚”、“进士祖泳”等。《国秀集》以官班为次，凡所遴选，其有职官者，皆注明身份。对于无职官者，则题进士、前进士、处士，唯薛维翰、孙欣、王之涣、王羡门四人，其姓名前未有任何品题，可见，芮挺章十分注重编选对象的题名。《国秀集》上、中、下三卷，大体上按照诗人出身地位从高向低排列，上编多选地位较高者诗什，中编次之，下编诗人地位相对较低。据《国秀集》可见，科考举子作为新的群体，至晚在盛唐中前期就已经受到诗文总集编选者的关注。 其次，科举考试影响下，唐代出现了遴选备考诗文以及科场诗文的总集。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唐人为了参加各科考试而准备的习作以及唐人科场诗文，其数目也越来越多。备考的习作除前文所述《文场秀句》，又如白居易《礼部策》，《通志·策》注曰：“唐白居易应制举自著策问，而以礼部试策附于卷末。”科场诗文如佚名纂《中书省试咏题诗》1卷，《通志》卷七○《艺文略》第八诗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皆著录是集，《通志》注曰：“集唐中元以来中书所试诗笔。”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曰：“《中书省试题咏诗》，若集中纯载诗，即不可谓之诗笔。”《崇文总目》亦录为《中书省试题咏诗》。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曰：“唐《咏题》二卷是省试诗。”故据集名、《通志》、《诗薮》等知是集为选录科考诗什之总集，“笔”或为衍文。 再次，科举考试影响下，诗文总集的编选标准、编集体例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观光集》、《中书省试咏题诗》以举子科试文章为选录标准，《礼部策》以试策文划限为编撰体例等。又如，刘松集撰《宜阳集》六卷，《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著录为《宜阳录》，卷数、集名同《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宋史·艺文志》八总集类作十卷，疑有误。是集所录，《新唐书·艺文志》谓其选里中人之诗。《唐音癸签》卷三○《宜阳集》注曰：“袁州刘松集其州天宝以后诗四百七十篇，六卷。”又，《江南通志》卷七二“郑史，字惟直，宜春人，开成进士，为易学博士，积官永州刺史，有赋百篇，又有诗十二首见《宜阳集》。”《江西通志》卷七二《袁州府志》载：“按，袁州旧有宋嘉定间志载：唐人宋迪以下或有诗见于《宜阳集》，及登第年甲互见于题名记者，凡五十有七人，今不俱录。”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卷一○九《袁州记》“人物”条亦曰：“宜春山水秀丽，钟于词人，自唐有举场登科者实繁，江南诸郡俱不及之，有《宜阳集》以载其名。”可见，《宜阳集》有诗人约五十余人，诗四百七十篇，其编选标准涉及到“宜阳”与“举场登科者”。与之相应，其编集体例为以地域划限、题名附之举场登科状况。这种现象，是隋以前不可能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