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元代科举考试除经义之外，辞赋考试由律赋变为古赋，楚骚、汉赋成为文人士子创作学习的典范。这种变化，重新树立和建构汉赋的经典地位，建构的原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把诗、骚和汉赋捆绑在一起，诗是骚之源，骚是赋之祖，汉赋是诗骚精神的体现，其讽喻功能与诗骚传统一脉相承。“祖骚而宗汉”成为共识，一代赋家举起了向古赋学习的大旗。科举影响下的汉赋选、汉赋评论以《古赋辨体》等为代表，肯定汉赋的价值，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密码”，引导读者欣赏和学习汉赋，并对元代的辞赋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 键 词：元代科举/汉赋/经典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040) 作者简介：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甚至一种文体成为一代之文学(如汉赋)，首先在于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在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这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保值和增值。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与消费，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被人们接受，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读者是主体，是读者对作品或扬弃或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同时，每一时代的文化制度、文化政策以及文化思潮等，都对文学经典化有重要影响。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主流代表，是文人用力最勤的文体。《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辞赋有70多家、900多篇；班固《两都赋序》也说武帝、宣帝时辞赋创作盛行一时，“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些还只是宣帝及其以前进献的作品，西汉后期以及东汉的辞赋作品还不在内。但是，数以千计的汉赋作品今天保存下来的，据费振刚等人《全汉赋》所录①，有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数以千计的汉赋作品，为什么到今天保存下来的仅有百篇？探寻其中原因，可能会有多种认识、多种观点，笔者以为文学经典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笔者曾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文，以期能有所收获。本文就是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以元代的文化制度——科举为切入点，对汉赋在元代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科举“由律变古”对汉赋经典化的意义 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曾把辞赋作为重要的一科，而且是以律赋作为标准，制定严格的规则要求，这对于推动辞赋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金代受汉文化传统及宋朝的影响较深，灭北宋后即仿照唐宋科举取士。根据《金史》记载，初期科举分经义、诗赋两科，海陵王时只以诗赋取士，后又分为经义、诗赋两科。金代科举辞赋仍然以律赋为准绳。应该肯定，科举考试对辞赋的发展以及经典的确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②。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固有的蒙古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发生碰撞、交融。为了巩固政权，笼络知识分子，元太宗(窝阔台)采纳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学习中原文化，实行科举选士。《元史·选举志》记载：太宗九年(1237)，“下诏命断事官术忽  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就是戊戌年(1238)进行的选试(即“戊戌选试”)。当时的选试就已把“词赋”作为程试中的一科，但仍然延续前代传统，以律赋为准。儒生入学考试和课试程序中也有“词赋”一科。“戊戌选试”可以看做元代科举考试的滥觞，也是元朝接受中原汉文化的重要体现，马背上的民族把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但“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科举取士方式遂被中止。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1279)后，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向朝廷提出开科取士的建议。《元史·选举志》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提出“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希望朝廷恢复科举。《元史·刘秉忠传》载，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上书言：“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科举的重要性以及具体设想都已提出，考试科目中亦有“词赋”，但当朝一直犹豫不定，科举之事搁浅。 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情况发生变化，科举之事又一次被提出。《元史·选举志》记载，中书大臣启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奏文中强调实行科举制度乃是元朝世祖以来历代君王的愿望，它对于选拔人才、巩固国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科考的具体科目。仁宗皇帝终于下决心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③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中书省臣建议考试科目中去除律赋等内容，仁宗开科诏令虽去除律赋，但却增设了“古赋”等科目，而且根据种族的不同，考试科目也有不同。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蒙古、色目人试二场，不试古赋、诏诰、章表，但若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仁宗的这一举措，是元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后元朝科举考试虽有曲折，但基本沿用仁宗制定的科考政策。据《续文献通考》，顺帝于至正六年(1346)十二月下诏“稍变程序”，对汉人、南人“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把古赋由选试科目变为必试科目，进一步巩固了古赋在科考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