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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赋”主要指先秦两汉辞赋。先秦两汉赋变而为六朝俳赋，唐人变为律赋，宋人再变而为文赋，元人又变回到先秦两汉的古赋。元代科举考试由律赋向古赋的转变，是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律赋存在的一些弊病所致。金末刘祁《归潜志》卷八对律赋有这样的批评：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殊不知国家敕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旧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④刘祁对金以来的律赋弊病有深刻认识和反省，在《归潜志》中多处批评律赋带来的弊病。上引一段说明科考律赋带来的弊病之一：文人无暇读书，对其他文体懵然不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则进一步揭示了律赋自身的弊病：“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陵)庾(信)‘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⑤律赋只注重华丽的形式而忽视“情与辞”，可见律赋的弊病愈来愈明显。正因此，元初许多文人学士提出复古主张，并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据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所言，刘祁在科举失意后就“闭户读书，务穷远大，涵滀锻淬，一放意于古文，间出古赋杂说数篇”，引起当时许多文人称赞⑥。郝经编撰《原古录》一书，其序言曰：“原古，所以正今也。”⑦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古赋的再次出现，表面是复古，实际是为了拯救现实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变律赋造成的不切实际的文风。 从本质上说，元人变律赋为古赋，还在于古赋本身的特殊功能，它能适应当朝政治、文化的需要。我们看祝尧《古赋辨体》中的说法： 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耶？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⑧楚骚由诗演变而来，再加上楚地特有的语言形式“兮”字，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但它“发乎情，止乎礼义”，具有诗的“六义”功能。进一步看，赋的来源也是诗，也具有“六义”尤其是讽喻之意： 诗之义六，惟风、比、兴三义，真是诗之全体；至于赋、雅、颂三义，则已邻于文体。何者？诗所以吟咏情性，如风之本义优柔而不直致，比之本义托物而不正言，兴之本义舒展而不刺促，得于未发之性，见于已发之情，中和之气形于言语，其吟咏之妙，真有永歌嗟叹舞蹈之趣，此其所以为诗而非他文所可混。人徒见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义，则邻于文之明理者；颂有褒扬之义，则邻于文之赞德者；殊不知古诗之体，六义错综。昔人以风、雅、颂为三经，以赋、比、兴为三纬；经，其诗之正乎!纬，其诗之葩乎!经之以正，纬之以葩，诗之全体始见，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复叙事、明理、赞德之文矣!诗之所以异于文者以此。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后代以来，人多不知经纬之相因，正葩之相须，吟咏无所因而发，情性无所缘而见，问其所赋，则曰：“赋者，铺也。”如以铺而已矣，吾恐其赋特一铺叙之文尔，何名曰赋？⑨赋，按照班固《两都赋序》的说法，是“古诗之流”，与诗有密切关系。扬雄《法言》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丽以则”的意义如《毛诗序》所说“发乎情，止乎礼”，在这一点上，诗与赋的内在本质是一致的。再按照《两都赋序》所说，赋的功能在于“抒下情而通讽喻，或宣上德而尽忠孝”，或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歌颂与讽喻相结合。总之，古赋的创作也要为现实服务。上引《古赋辨体》一段话，明显看出祝尧在继承前代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赋与诗的关系，赋之源在于诗，赋不只是简单的铺叙，更重要的要具备“六义”功能。正如他分析汉赋时所说：“《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炫耀，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赋，缘情发义，托物兴辞，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⑩赋的内在本质在于“归于讽谏”、“折以法度”、“和平从容”。所以，恢复古赋，实质在于恢复诗的歌颂讽喻传统。 如果再把赋与科考的其他科目进行比较，亦可以看出共同点。科考经义要求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依据。仁宗时明确规定了考试程序，就以第一场科考来看：“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11)。”“经义”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不能超越朱熹等人的注疏。“古赋”虽然考察文人学士的文学才华，但骨子里仍然是儒家的经义思想，且命题大都出自经义，所以祝尧分析辞赋作品时，总是以诗的“六义”作为标准，在每篇作品下的评注都标明赋、比、兴，以见赋与儒家经典的关系。 变律赋为古赋，从实践上给文人辞赋创作树立了榜样，楚骚、汉赋成为文人士子创作学习的典范。元代人从理论到实践，都把汉赋放到很高的地位，这是汉赋在元代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六朝以来的俳赋、律赋愈来愈脱离汉赋轨道、甚至解构汉赋经典的话，那么，元代借科举之力又把辞赋创作拉回到汉赋轨道上来，重新树立和建构汉赋的经典地位。但建构的原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把诗、骚和汉赋捆绑在一起，诗是骚之源，骚是赋之祖，汉赋是诗骚精神的体现，其讽喻功能与诗骚传统一脉相承。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从汉魏六朝就已开始，尤其是萧统《文选》以赋开篇，影响深远，加之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总结，汉赋的经典被建构起来。唐宋时期对汉赋虽有解构，但汉赋经典化的过程没有停止，在许多方面仍然推崇汉赋(12)。元代重新建构汉赋经典，科举的推动力毋庸置疑。科举是一个指挥棒，它的指向也就是文人学士努力奋斗的方向。虽然元代科举实只设进士一科，其他如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都未设立，且录取人数有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更少，但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尤其是推崇古赋、提倡复古，不仅在当时营造了一种学习古赋、创作古赋的浓厚风气，而且对后来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产生一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