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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群体的出现，是晚清小说主体转变的标志，对推动晚清小说变革与转型极为关键。虽然总体上他们算不上晚清最具创作实绩的小说家群体，但却是晚清小说观念转变，西方小说引进，以及“小说界革命”运动发起的中坚，在“新小说”创作方面亦具启导与引领之功。可以说没有他们,晚清"新小说"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 关 键 词：留学生/晚清小说/小说观念/“新小说”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4M55166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荣刚，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晚清小说的变革：中西互动与传统的内在转化——以梁启超为中心》等 推动晚清小说变革的因素很多，有来自外缘的，有发自内部的，但不管怎样最终都要通过创作主体来实现，没有创作主体的转变，一切变动都将是死水微澜，激不起大的波浪。谈晚清小说创作主体的转变，新兴的留学生小说家群体无疑是最好的参照与样本，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郭延礼先生就说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留学生作家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人生理想、行为方式、知识结构和古代的‘士’均大不相同。创造主体的这种变化对于这时期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极为重要”①。这虽是就近代文学总体立言，对晚清小说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与重视，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即已指出：“经由大多数留学生之手，或是从事文学的介绍、或是秘密输入文学，乃至作文学上的无形贡献，皆有莫大的意义。这种现象到民国时期仍然持续不衰，始自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以至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全是日本留学生出身。”②可惜他仅提出此一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嗣后虽屡经研究者论及，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多流于空泛，甚至有些不属留学生的也被吸纳进来。总之，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回答这些关键问题：有多少留学生参与了晚清小说的变革与相关活动？其主要贡献是什么？创作有何特点？等等。因此可以说，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群体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说明的是，为突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文不拟采用学界关于“留学生”概念的流行定义③，而将其界定为在晚清具有域外学堂学习经历且留学期间或之后从事过小说活动的一批人④，不包括仅在留学之前从事过小说活动者⑤。同时，对于有时人称之为留学生而证据明显不足者，亦宁阙勿论⑥。 一 留学生与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 潘建国先生说晚清小说在短期内形成繁盛之势，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文学观念的转变”⑦。而正是在这一方面，留学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钱锺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说：“语言的困难必然阻碍了对文学的领会，而且也竟抑止了对文学的好奇。”⑧确为见道之言。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土人士，虽不乏诗文名家，如郭嵩焘、王韬等，不仅对西洋文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与兴趣，甚至鄙夷之情一如本土自闭之士大夫。留学生则不同，习学外语是必过的一关，同时在西方文化的濡染与熏陶下，也大多能超越单纯语言学习的层面，体味到西方文学的美。如容闳这样描述他在美国的听课经历： 查理·罕蒙教士……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个很有修养、具有优雅情趣的人。他热忱崇拜莎士比亚，这是他最喜爱的诗人……无论在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方面，他都有感染学生的才能，激起他们对美的追求。每天讲课时，他着重指出一个句子的优美之处和它的结构。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精力远胜过讲述那些文法方面的规则、语气和时态。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经过他的引导我才懂得阅读爱迪逊、戈德斯密士、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文豪的作品及《爱丁堡评论》，这些都是我在蒙森学校时读得最多的著作。⑨ 这种经历与眼界是国内教会学校半吊子教员不可能传达给学生的，更不用说外语自修者了。毫无疑问，这奠定了留学生认同与欣赏西方文学的基础，如陈季同记述他在法国的一次听剧表现： 我充满敬意地倾听着高乃依的雄浑诗句；卡米耶也使我洗耳恭听，并且跟她一样痛恨罗马的残暴。拉辛的诗句让我听到和谐悦耳的语言，所有微妙的感情以最优美的风格直达我心。我在心中静静地体味着高乃依的人物身上略显理论化的情感，思索着拉辛作品中既亲切又有人情味的英雄主义，最高贵的热忱和最温柔的情感在我心中交替荡漾。⑩ 由此可见，晚清虽是留学的初期阶段，留学生对西方文学的了解程度却不可低估。 正是对西方文学的认同重塑了留学生的文学观念，而变化最大者即为小说(包括戏曲)——因中西对此种文体认识有显著差别。综合起来，晚清留学生小说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小说的重视。跨出国门，这一点几乎令所有留学生都感觉特别明显。1877年与严复同批派往欧洲留学的陈季同(11)，所交接之法国文豪对中国文人自认为冠绝五洲的诗文颇不齿数，但对小说戏曲却持赞赏态度。这对陈季同刺激很大，经过反思，他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即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12)。严复1907年翻译的《美术通诠·古代鉴别》案语亦言：“词曲、小说之属，中国以为乱雅，摈不列于著作之林；而西国则绝重之，最古如希腊鄂谟之诗史《伊里叶》，而英之犹斯丕尔、法之摩理耶、德之葛尔第，皆以词曲为一国宗匠，以较吾国之临川、实甫诸公，其声价为缙绅所不屑道者，而相异岂直云泥而已！”(13)二是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正面认识。1898年严复与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率先提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4)的观点，有论者认为这是严复有意编织的域外小说神话，以为自己提倡小说张目，事实并非如此。1902年杨度(15)在其《游学译编叙》中曾说：“意大利之诗人当的(但丁)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泽谕吉著书教人，必先令其妻读之，有不解者，辄复更易，以求人人能读，此皆小说之意也。岂非以作一字而非为国民之全体谋公益者则必不为之乎？然今日竟有意大利统一、日本振兴之实效，则有谓二君不能列于文学界而称为名儒者，其国民能听之否耶？”(16)周树人撰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也提到但丁，称“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语”(17)。可见，严复等人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三是小说纯文学性质(或美学特征)的认识。王国维(18)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与徐念慈(19)的《小说林缘起》(1907年)，均是此方面学界稔知的经典文献。不过，这里虽如此区分，留学生在接受上并非都是均衡的，除第一点可视为底色无有不同外，后两点则因留学时地的差异而有所偏倚。就地域言，留欧美生偏重于第三点，留日生则偏重于第二点；就变化阶段来看，早期偏重于第二点，愈到后期则第三点愈显突出。这只是就总体而言，个别的例外仍不可因此而忽视。 小说观念的转变无疑成为留学生试图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直接动力。戊戌年陈季同与曾朴邂逅，二人一见如故，陈即倾诉了改变中国文学现状的强烈愿望，并明确表示“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而实现这两种主意的关键，便在“多读他们的书”及“提倡大规模的翻译”(20)。无独有偶，与陈季同同时或稍后留学欧洲的魏瀚、王寿昌，则以半强迫的方式促成了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该小说翻译的成功及其风行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21)。 如果说早期留学生出于自发，试图通过个人交际的狭小圈子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所改变的话，那么随着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留学生对小说的宣传与鼓吹，开始自觉地转向大众媒体。应时而出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阿英称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22)，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意义非凡。相比而言，留日学生对小说的重视与鼓吹显得更为急激与强烈。杨度《游学译编叙》以是否能促进国民进步为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游学译编叙》第1期)他借用日本笹川种郎的话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学对小说戏曲的轻视，认为：“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对小说地位的抬高有直驾传统诗文而上之的趋势。略早于杨度留学日本的许定一，也认为欲使国民进步不能不提倡小说，而提倡小说“必须以普及之法”，“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23)。1903年由浙江留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其《发刊词》中甚至称“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24)。壬寅癸卯间是留日学生创办革命期刊的全盛时期，其中颇多登载鼓吹小说的理论文字，它们及时流入内地，影响所及，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前奏。 甲午战争后，由于时代的需要，留学生片面强调了小说开启民智的社会功能，对小说的纯文学性质则有所忽视。这种偏颇早期也有极少数留学生注意到，如严复，他曾不止一次提出“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科学”(25)的观点，1907年更是通过翻译《美术通诠·古代鉴别》从学理层面加以阐释，并下案语特别强调“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此迻译是篇所为不容缓也”(《美术通诠》，《寰球中国学生报》第5、6合期)。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曾多次著文批判中国自古以来即不注重小说纯文学性质的传统，直至“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26)。不过，这种纠偏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反响。直到1906年前后，随着功利性小说观问题的凸显，此种观点才受到重视。而积极鼓吹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仍以留学生为主。1907年主掌《小说林》编辑的徐念慈，刊发《小说林缘起》一文，明确提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小说林》第1期，1907年)的观点，并用西方美学对此作详细阐释，希望对实际创作有所指引。可惜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实现此种理想，便于是年病故。清末积极提倡此种小说观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当属周氏兄弟，他们在《河南》杂志发表的数篇长论，在小说主美的观点上与严复一脉相承。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年)即将小说定义为“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27)，连“托意写诚”都袭自《美术通诠》中的译语。他们在此种思想指导下积极筹备的文艺杂志《新生》，虽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面世，但选录“异域文术新宗”且迻译“弗失文情”(28)的《域外小说集》却得以出版，这些努力纵然当时影响不大，开创意义却不可忽视(29)。 总之，晚清小说观念在短期内得以迅速转变，是与其时大批留学生的努力与推动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