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留学生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兴起与繁荣 晚清翻译小说的出现不始于留学生，在他们之前旅华西士与本土文人已多有尝试，如《意拾喻言》、《天路历程》、《百年一觉》、《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昕夕闲谈》等，除《百年一觉》、《昕夕闲谈》略有市场反响外，“余者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关注”(30)。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具有转折意义，但其翻译却是在留学生的促动与参与下完成的。据近人黄濬称： 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其后始更译《黑奴吁天录》矣。(31) 黄濬自称此段记录闻之魏瀚哲嗣子京，的属事实，林纾后来回忆亦称：“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32)该小说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不仅对林纾的翻译事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整个晚清小说的翻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转折。 通过对晚清留学生翻译小说的全面考察，其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留学生是晚清最庞大，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小说翻译群体。经笔者初步考证，参与晚清小说翻译(包括合译)的留学生有陈季同、何心川、魏瀚、伍光建、陈寿彭、王寿昌、戢翼翚、方庆周、罗普、卢藉东、范公谠、苏曼殊、熊垓、周宏业、陈景韩、戴赞、陈独秀、周树人、王建善、汤尔和(汤槱)、陈公猛、陈去病、田桐(33)、梁启勋、程斗、徐卓呆、陈廷端(34)、马仰禹(35)、薛宜瑺(36)、吴弱男(37)、黄郛、范腾霄、汪廷襄、陶履恭(陶孟和)、褚嘉猷、周作人、吴人达(38)、唐人杰、裘二乐、杨心一、陶懋颐、戴鸿蕖、吴梼、徐念慈、严璩、陈家麟(39)、陶祐曾、梁继栋等。其中伍光建、陈寿彭、王寿昌、戢翼翚、苏曼殊、罗普、周宏业、陈景韩、周树人、徐卓呆、周作人、杨心一、吴梼、徐念慈，是屡为研究者提及或论述的重要翻译小说家。由他们翻译的小说，仅可考知者，总数就多达二百种以上，几乎囊括了晚清大部分重要译著。 二、留学生是晚清新小说类型翻译的主体。许定一《小说丛话》曾言：“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40)在这三种中国所无的新小说类型中，尤其是政治与科学小说，留学生的翻译明显占居主导地位。留学生翻译的首部政治小说是周宏业(41)的《经国美谈》，与梁启超《佳人奇遇》同刊于《清议报》，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之嚆矢”(42)。另外，熊垓的《雪中梅》、梁继栋的《花间莺》、马仰禹的《未来战国志》、徐念慈的《新舞台》，也都是晚清政治小说翻译中的重要作品。在政治小说的分支——虚无党小说的翻译方面，留学生表现尤其突出，重要者几乎全部出自他们之手。其著者陈景韩(43)，共有长、短篇翻译十二种，影响之大无人能及。梁启勋与程斗合译的《血史》(44)，被邹振环先生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晚清率先翻译科学小说的是与王寿昌同时留学欧洲的陈寿彭(45)，因受《八十日环球记》在欧洲“演于梨园，收诸蒙学”(46)的影响，归国后与其妻薛绍徽合译，于1900年出版，一时颇有纸贵之誉。接着《新小说》开始连载卢藉东与红溪生(47)合译的《海底旅行》，周树人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徐念慈翻译的《海外天》、《黑行星》也大约于同时刊行。这些足为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的代表，《黑行星》还一度被杨世骥誉为“初期的最进步的翻译小说”(48)。 相对而言，留学生的侦探小说翻译不及上述两种，但也成绩斐然。仅陈景韩一人就有二十余种之多，结集出版的《侦探谭》就有四册。此外还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贝克侦探案》初编、续编，戴鸿蕖与汤心存合译的《红发案》，罗普的《离魂病》，陶履恭的《盗密约案》，吴梼(49)的《车中毒针》、《寒桃记》，杨心一(50)的《海谟侦探案》(1909年)，徐卓呆与包天笑合译的《八一三》，周作人的《侦窃》，等等。 除上述三种外，若仅就标目而言，由留学生翻译的新小说类型还有“冒险小说”，如褚嘉猷的《澳洲历险记》、《旧金山》(与金石合译)、罗普的《十五小豪杰》(与梁启超合译)、裘二乐(51)的《美人岛》(标“女子探奇小说”)；“军事小说”，如唐人杰(52)与徐凤书合译的《破天荒》，汪廷襄的《橘英男》，吴梼的《斥候美谈》，徐念慈的《英德未来战争记》。 三、留学生是晚清小说翻译风气演进的引领者，代表了其时小说翻译的整体水平。如果从影响上讲，晚清小说翻译当首推林纾，但他除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外，率皆西方二三流之通俗小说。晚清翻译的世界名著，几乎全部出自留学生之手，如戢翼翚(53)的《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苏曼殊与陈独秀(54)的《惨世界》(《悲惨世界》)，伍光建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二十年后》)，吴梼的《银钮碑》(《当代英雄》第一部分《贝拉》)、《黑衣教士》(契诃夫原著)、《忧患余生》(高尔基《该隐和阿尔乔姆》)等。 除译本选择的优长外，在具体翻译方面留学生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于翻译而言，忠实原著是第一位的，但晚清作为西学翻译的初期却是以意译为主，提倡并积极实践直译理念的主要是留学生。如陈寿彭的《八十日环游记》，郭延礼先生称其“几乎没有删节和随意的增添”，与当代沙地的中文译本相对照，“除文字更加精彩外，几乎无懈可击”(55)。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不仅具有纯文艺方面的追求，而且明确反对并有意纠正其时的意译之风。鲁迅自称：“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56)因此，《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57)。同时在翻译语言方面，晚清留学生也得到了后代学人的高度赞扬，阿英称吴梼的翻译在文学方面修养“相当的高”(58)。胡适盛赞伍光建翻译“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59)。 综上可见，留学生的出现不仅使晚清翻译小说的主体得到空前扩大，同时对域外文学的精深了解也易于使他们摆脱早期译本选择上的盲目，取得读者与市场的认可。晚清翻译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兴起与繁荣，可以说得益于他们的积极提倡与参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