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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留学生与晚清小说创作的转变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早由留学生创作的小说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它由法文写成，与作者向西方宣传中国的目的相一致。该小说改编自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是一部颇具规模的中篇，虽然故事并无新意，但它在艺术上却可“称得上珠圆玉润、相当纯熟的作品”，丰富而出色的景物与心理描写，显示出作者对西方小说技巧的娴熟掌握与运用，难怪有论者称之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66)。 留学生大规模创作小说始于庚子事变以后，可考知的作者有冯自由(《贞德传》)、郑贯公(《摩西传》)、林獬(67)(《剑绮缘》、《玫瑰花》、《娘子军》、《新儒林外史》)、周宏业(《洪水祸》)、罗普(《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狮子吼》)、陈墨峰(68)(《女英雄独立传》、《海外扶余》)、张肇桐(《自由结婚》)、徐卓呆(《分割后之吾人》、《葫芦旅行记》、《买路钱》、《卖药童》、《入场券》、《死后》、《温泉浴》、《无线电话》、《小学教师之妻》、《虚荣》、《乐队》)、陈独秀(《黑天国》)、徐念慈(《情天债》、《未来之中国图书同盟会》、《新法螺先生谭》)、陈景韩(《刀余生传》、《马贼》、《新西游记》等三十一种)、马仰禹(《大人国》、《亲鉴》、《新孽镜》)、陶祐曾(69)(《小足捐》、《恨史》、《警察之结果》、《新舞台鸿雪记》)、范韵鸾(70)(《酒泉王世家》、《马贼王惜传》、《皮刀匠传》、《蒲阳公梦》)、景定成(《一夕雨》、《杨光浦》、《溺女》、《袜子》)(71)、胡石庵(72)(《罗马七侠士》、《明珠血》、《湘灵瑟》、《血风花雨录》)、杨毓麟(《叶哄》、《内阁会议》、《海若抡才》、《年关》)、缪文公(73)(《田舍翁之学校观》)、王桐龄(《中央亚非利加之蛮地探险》)、陈公猛(《蔡庐腾之爱国》)等。 以上所录虽不足以反映晚清留学生小说创作的全部，但其情况已可概见。由此可以肯定，留学生不是晚清最具创作实绩的小说家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存在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是推动晚清小说创作转型最为关键的小说家群体。首先，留学生在晚清“新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启导与引领之功。应该说，晚清提倡“新小说”不始于留学生，甲午战后即有传教士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虽有超前的小说观念，因无示范性创作，故未对其后小说创作走向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而留学生则不同，他们不仅有超前的小说观念，且直接参与创作，其示范效应与引领之功自非前此倡导所可比拟。通过上列作品可以看出，留日学生初期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小说方面，尤其是其分支——种族革命小说，阿英称“研究晚清小说，最被忽略又最不应忽略的，就是这最发展的一环”。他论述的种族革命小说共五部：震旦女士(张肇桐(74))的《自由结婚》(1903年)、冷情女史的《洗耻记》、陈天华(75)的《狮子吼》(1904年)、静观子的《六月霜》、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三部姓名可考者均为留日学生，《洗耻记》在日本出版，《六月霜》写的是留日学生秋瑾，其作者很可能也为留日学生。上述作品均为单行本，实际上发表于报刊杂志由留学生创作的种族革命小说还有不少，这些小说诚如阿英所说，“艺术上虽未臻完善”，但却“完全反映了一种新艺术的初生形式”，“可以断言，这些初期的作品……在对读者的政治影响方面，一定是很巨大的”(76)。此外，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陈景韩的《刀余生传》、《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新西游记》，马仰禹的《亲鉴》等，在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翻新小说及家庭教育小说等方面，均作出了新的尝试，成为晚清同类小说创作的典范之作，其启导与引领之功为后来研究者所称道。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是科幻小说在中国的首次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陈景韩的《刀余生传》被一致誉为“中国近代短篇武侠之祖”(77)，侦探小说则被胡适称为“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78)。 其次，留学生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西方小说技巧的有意借鉴与模仿，在推动晚清小说创作形式转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时期周作人说：“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79)这说的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如果仅就留学生这一小说家群体而言，则并不完全适合，从前文论述已可约略看出，留学生不仅“肯模仿”，而且“会模仿”。与本土小说家不同的是，留学生在从事小说活动之前，大多有一个系统学习西方小说的过程。如宋教仁，留日期间大量购置文学书籍，除借此学习日语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80)职是之故，留学生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更多的西化倾向。前文所述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已是一部完全意义的西方小说，当然它本身也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虽然总体上，晚清留学生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仍以章回小说形式为主，但这类作品为数不多，真正代表他们创作实绩与水平的是短篇小说。如果再进一步，则可说他们是推动晚清短篇小说兴起与创作转变的主要群体。 晚清“新小说”提倡的初期，无论单行或报载均以长篇为主，积极倡导短篇小说始于留学生。1904年8月4日《时报》登载广告称：“本报以前所登小说均系长篇说部，每竣一部动需年月，恐阅者或生厌倦。因特搜得有趣味之一短篇，尽日译成，自今日始连日登载。”同年10月29日又登广告云：“本报昨承冷血君寄来小说《马贼》一篇，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日本各日报、各杂志多有悬赏募集者。本馆现亦用此法，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81)此时《时报》的主笔为罗普，冷血即陈景韩，时为《新新小说》主笔，开创短篇小说创作风气显然源于他们的域外文学经验。陈景韩因此成为晚清短篇小说创作的先驱与大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而且在写法上也表现出与传统小说迥异的特点。其代表作《刀余生传》，起笔突兀，叙事多变，“打破了传统小说平叙的写法”(82)。《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仅为一段对话，完全淡化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讽世小说更是以现实性与时效性为主，简短精悍，可谓“变相的时评”(83)。而其《催醒术》尤值得称道，它是第一篇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塑造了一个精神狂人的形象，论者称为鲁迅之前的“狂人日记”(84)。另一个短篇小说大家是徐卓呆(85)，他的创作不求故事有始有终，也不装头装脚，以截取人生断片为主，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与动人力量，尤其是发表于《小说时报》的两篇小说《无线电话》与《小学教师之妻》，前者借孀妇与其亡夫的对话揭露了亲戚朋友的冷漠及其所暴露的世态炎凉，后者通过小学教师夫妻俩一天的生活琐事展示了尔虞我诈的晚清社会里平凡人那难得的一点真挚情感，可以说完全符合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其他留学生的短篇小说创作虽不及陈、徐二人突出，但大都能摆脱传统小说的写法，表现出明显的趋新倾向。总之，晚清留学生虽未必代表其时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却奠定了短篇小说未来发展的基础与方向。 就目前史学界的统计而言，晚清留学生总数大约在两万数千人左右，而本文论及参与晚清小说活动的就已接近百人(86)，这还不包括遗漏与不可考知者，其数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晚清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来看，习文学的虽不能如鲁迅所说绝无仅有(87)，但屈指可数则可肯定，这与清廷提倡留学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留学生思想的西化有关，一方面也与整个社会尤其是清廷对待留学的态度存在密切关系。鲁迅就曾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88)因此，晚清留学生多为没有功名或功名极低的下层文人。对于他们，清廷名虽鼓励，内里实相当猜忌，从而导致大量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投闲置散或用非所学。在此种情势下，一部分留学生分流而入新兴的出版行业，从事与之相关的“新小说”创作自是事至必然。虽然总体上看，他们算不上其时最具创作实绩的小说家群体，但却是翻译小说与发起“小说界革命”运动的中坚，在“新小说”的创作方面亦具启导与引领之功，其短篇小说甚至已颇具现代性品格。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自从晚清小说家提出改良小说应向西方学习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留学生日后必定要占据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8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留学生小说家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文学群体，其初生期——晚清，迄今竟无全面系统的研究问世，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当然本文揭开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若能启引高明者作进一步探考，则又幸矣。 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笔者综合后根据论文实际作了相应修改，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