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杜甫博览群书并能背诵大量文本，这是他与同代诗人共有的特征。文本记忆形成的“精神文库”(“mental corpus”)令唐代诗人常引经据典，并期待读者能理解其中暗含的“第二重”意义。然而，这种特征在西方的杜甫研究及杜诗翻译中很少被探讨。通过对数首以马为主题的杜诗进行解读，尤其是参照《江汉》中的“老马”形象，可以尝试重现这种“第二重”意义。 关 键 词：精神文库/典故/《江汉》/“第二重”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批准号：留[2013]3017)。 作者简介：(美)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1943- )，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Halls-Bascom讲座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汉唐文学研究，并致力于《史记》、《搜神记》、杜诗、唐传奇等作品的翻译，威斯康星 麦迪逊 53706 译 者：蔡亚平 蔡亚平(1980- )，女，河南商丘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对不是母语的文学作品进行详尽评判显然是冒险的。 ——葛瑞汉(Angus C.Graham)《中国诗歌翻译》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与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单独就他本身作出评估，而是必须将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进行对照和比较。 ——-T.S.艾略特(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任何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唐诗时都能体会到它们所拥有的丰富典故，有些浅显陈腐有些困难深奥。每个典故都包含些许幽默。但对于唐代而言，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局外人，当忆起一些熟知的东西时，唐诗中的典故首先意味着某种需要解决的困惑。 ——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典故和唐诗》 (“Allusion and T'ang Poetry”) 杜甫现在的读者 我们目前阅读唐诗的方式有何不当?为诠释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进行简要回顾。美国最早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大都来自国外，特别是欧洲和中国。例如来自德国的傅汉思(Hans Frankel)、俄国的彼得·布伯(Peter Boodberg)等人，对美国的早期汉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人物还是华裔学者：从耶鲁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C.T.Hsia)和从芝加哥大学到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James J.Y.Liu)。就某种程度而言，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一个批判导言》(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和刘若愚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可谓对西方国家学生如何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叙事文学和诗歌)起到引导作用[1]。这些对中国文学的初步介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犹如法国的结构主义浪潮抵达美国东海岸。刘若愚的理论模式开创了中国诗歌研究新阶段，首先体现在梅祖麟(Tsu-lin Mei)和高友工(Yu-kung Kao)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系列精彩文章，其后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通过大量论文和著作对21世纪初的美国学生如何阅读唐诗产生了重要影响。 宇文所安认为唐诗通常是诗人对自身所观与所感的记录。例如在其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aics：Omen of the World)中，他描述杜甫的诗歌《旅夜书怀》时指出： 杜甫的诗句很可能是种特殊的“日记”，与通常日记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情感强度和即时性，在于它们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达。与日记相似，诗歌承诺了对历史经验的记录：确切的时间、地点与场景可能已无法还原，但读者信任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依赖于它。诗歌的伟大并不通过诗歌的创意来表现，而是通过诗人与这个时刻、这个场景相遇的契机表现出来。[2]13-14宇文所安将其与英国诗人华兹沃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威斯敏斯特桥上的随想，1802年9月3日》(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ege，September 3，1802)进行比较，发现“尽管华兹沃斯这首诗的标题精确定位了时间与地点……诗歌语言并没有指向历史上极具特性的伦敦；这些语言把你引向一些其他的东西，一种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数量风马牛不相及的意义。这种意义难以捉摸，它的丰富性永远无法企及，正如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开放。”[2]14或许本着杜甫的“诗史”精神，宇文所安提出以下阅读诗歌的规则：“此诗对杜甫的读者而言并非虚构：它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独特、如实的记载。”[2]15 虽然这种阅读方法适用于很多唐诗，尤其是杜甫本人的作品，其他学者却反对这种说法。梅祖麟与高友工强调，晚期的杜诗风格是采用“具有多层次联结特征的语言，以使诗歌意大于言。”[3]44杜甫广为人知的联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明①，引喻(即参考其他文本或事件)被运用于他的写作过程之中。笔者此文倾向于主张杜甫名诗《江汉》便超越了单纯的“对诗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如实记载”，并且“意大于言”。唐代诗人指引读者通向更丰富的阅读之径的路标是情感共鸣(resonances)和典故的运用。 当代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设想了一个相类的读者群，并戏称为“第二层读者”[4]32ff。艾柯的理论令我们想起朱熹(1130-1200)对南宋时期读者的不满：“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讨它第二重。”[5]162从“安史之乱”到朱熹所处时代的四百年来，“第二重”意义逐渐被阅读(和写作)实践中的转变所遮蔽。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尝试辨别这种“第二重”意义，大多数唐代文学作品都能被更好地理解。这种阅读方式不仅得到传统中国读者的提倡，同样为赞成诗歌意义往往“意在言外”的西方汉学家所拥护②[6]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