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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过去的读者 虽然杜甫在从蜀地流落至长江三峡时(765)已蜚声在外，但他的诗歌在北方并未得到及时重视。杜牧(803-852)和李商隐(813-858)均曾在诗中将他与李白并列③，现已佚的《唐诗类选》序也称其与李白“群才莫得而并”[7]卷七六五。但直到11世纪黄庭坚(1045-1105)等人大力倡导其诗之后，他才成为今天的主要(或可谓“重要”)诗人④[8]22。黄对杜诗的众多特征都予以赞赏，但最吸引他的还是杜甫对典故和情感共鸣的运用。在给外甥洪刍的书信中，黄庭坚表达了关于杜诗创作的著名论断：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9]475。黄的看法也为时人所认同。 苏珊·彻尼亚克(Susan Cherniack)认为，黄庭坚的感触似乎部分受到宋人对前代作品记忆的衰退的影响，这种衰退是11世纪印刷业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果⑤[10]48-50。另外，这些思想也反映于随后出现的一些杜诗主要注本之中，例如杨伦(1747-1803)所注《杜诗镜铨》、仇兆鳌(1638-1717)所注《杜诗详注》等。仇氏在《杜诗详注》“杜诗凡例”中，明确了杜甫的读者需具备何类背景知识以理解杜诗： 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参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11]23尽管仇兆鳌为自己过于详尽的注释感到抱歉，显然他又非常信服此种做法，这一点在下文将要谈到的《江汉》中更加明显。 近年来有学者对仇注进行研究后指出，仇兆鳌尤其乐于引用以下著作： 1)《前汉书》与《后汉书》，共计近800次。 2)《诗经》，近400次。 3)《左传》、《楚辞》、《庄子》、《晋书》，各200余次。 4)陶渊明、曹植、谢朓、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之作，《世说新语》、《周礼》、《易经》、《礼记》，各100余次；何逊、左思、江淹、潘岳等人之作，各近100次[12]5-6。 诚然，上述3000余条征引文献并不全是典故，其中一些仅是杜甫在创作时或许呈现在脑海中，而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类似表述。但这些数据表明，诸如仇氏这样的清初读者所感受到的如此庞大的情感共鸣，与任何一名杜诗读者息息相关。 以此为序，让我们回到黄庭坚的言论。黄语中“古之能为文章者”主要指唐代诗人，他们致力于记忆留传至初唐约4000首诗歌(约3300首六朝作品、《诗经》300首以及数百首古诗和楚辞)中的优秀作品，创建出一个与同代人共有的精神文库。情感共鸣、诗体借用和典故的运用在他们的诗歌中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在杜甫去世约300年后，黄庭坚发表上述言论时，发生了戏剧性改变。实际上，杜甫本人对这一问题也负有责任，因为现存杜诗有1400余首，加上李白的1100余首与白居易的3100余首诗歌，三位诗人的作品数目就已超过唐前所有诗歌的总和。宋代文人和今天的读者相似，已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唐代前辈那样记住所有存诗。7、8世纪诗人的共有性精神文库在11世纪变为选择性精神文库。正如T.S.艾略特(T.S.Eliot)所言：“‘已故作家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了解的远比他们多。’的确，连他们本身也是我们所熟知的。”[13]58朱熹曾告诫他的学生“书宜少看，要极熟”，并且衡量阅读的价值“不贵多，只贵熟尔”[14]166,167。这便引导了关于诗歌创作和阅读的新理论，一个新的批评流派——诗话，开始流行。诗话通常向读者推荐诗歌并解说这些诗歌应如何阅读。作为一名宋代杜诗读者，黄庭坚不可能在内心重建杜甫以及杜甫同代人在8世纪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库。因而，宋代文人的阅读是选择性的⑥。 今日，通过电子文本的运用却可以重建唐代精神文库并重振唐诗阅读。尽管我们或许未能读尽黄语中“古之能为文章者”的全部诗歌，尽管事实上我们肯定无法按次序记诵所有诗人的作品，电脑却帮我们重建了一个类似的“共有性精神文库”。 本文旨在指出除利用电子文本数据库外，前人评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现代读者理解唐代读者阅读唐诗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当时的共有性精神文库。 传统评注除指出杜诗与前人诗歌间的情感共鸣外，也试图将其置于杜甫的人生背景之中。以《瘦马行》为例：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 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 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 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 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仇兆鳌此诗题解曰： 此是乾元元年谪官华州后，追述其事。按：黄鹤以为至德二载为房琯罢相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元载也。蔡兴宗以为乾元元年公自伤贬官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二载也。今考至德元载，陈陶、青坂王师尽丧，区区病马又何足云。及二载收复长安，人情安堵，故道旁瘠马亦足感伤。况诗云“去岁奔波逐余寇”，明是追言二载事，当从蔡说。[15]472杜甫于757年农历五月任左拾遗，不久友人房琯被免职，他因疏救房瑁而触怒新帝肃宗(756-762在位)。次年农历六月，房琯出为邠州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洪业(William Hung)指出杜甫这个官职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并概述其职责如下：管理“学校、庙宇、考试、典礼、办公设备……(并协助)刺史起草奏章书信，(以及保持)对本州所有官员的优劣、服务年限和休假情况的记录。”[16]132杜甫曾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中抱怨自己累赘的公务，并于同年冬辞官。 杨伦对此诗笺注为： 旧注：为房相作。蔡兴宗云：是华州诗，详其语意，似是罢拾遗后作此自况。[17]201 需要注意是，无论诗中暗指哪个日期与事件，仇兆鳌和杨伦都认同此诗是一个隐喻，即诗人借马自喻。如同那匹憔悴的瘦马，杜甫历经磨难并被驱逐，他意在抒发心中怨思，并表示会回报未来可能庇护他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