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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西晋，东晋的玄学虽然更为兴盛，但士人对魏晋玄学的反思也开始多起来，王隐并不是第一个。在王隐之前，桓温已有“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47)之慨！桓温之言虽是针对王衍、乐广等人，但其放达浮诞之风，却始于竹林七贤，王衍等人不过得其余绪而已。 竹林七贤聚会谈玄论道的形式，也为两晋名士所继承。《世说新语》所载西晋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48) 这个故事说到的王衍、乐广和裴頠、张华，都是西晋武帝时期的名士，其中王衍和乐广是西晋玄学的领袖人物，其地位与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和嵇康相若。东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兰亭雅集，深得竹林名士之遗风。王羲之《临河叙》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49) 兰亭雅集多至40余人，规模更胜于洛水之戏。其目的虽然是所谓的“修禊事”，但其形式却是把酒言欢，以文会友。它不同于西汉时期的梁园之游，也不同于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它不是帝王或权贵主导下的文人活动，而是与竹林之游一样，是志同道合者的自发聚会，是文人雅士的诗酒唱和。所不同者，是兰亭雅集少了些竹林之游的自然和超脱，多了些文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和世俗缠绕。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50)之慨，已然流露出这样的信息。 刘师培先生论及阮籍的影响时说：“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51)刘大杰先生指出：“嵇阮是学界的权威，王乐又是政界的巨子，玄学清谈由这般人来提倡鼓励，后进之士，自然是景慕仿效。退可得名，进可干禄，矜高浮诞之风，于是就日盛一日了。”(52)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在于他们的文章，亦在他们的玄学活动。但比较而言，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的处世态度和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