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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影响 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刘大杰先生指出，“玄学清谈有他们这般人(指竹林七贤——笔者注)出来提倡，不怕它不变为狂潮大浪了”(38)，的确说到了根子上。具体说来，竹林七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倡和行为方式上的示范。 在思想观念方面，竹林七贤的影响虽然未必超过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但嵇康、阮籍和向秀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嵇康在《养生论》《难自然好学伦》《声无哀乐论》《释私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不仅是对老庄自然思想的张扬，而且挑起了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争。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在当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他公开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招致了名教中人的反对，以至于为名教中人所不容。钟会就把“非汤武而薄周孔”作为诋毁嵇康的一个重要理由，认为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39)，并直接导致了嵇康被杀。 嵇阮的“贵无”思想，在当时就引起激烈争论。阮籍以为，“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阮籍“贵无”，认为无为则天下安，有为则天下相残：“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40)这种观点显然脱胎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嵇阮的崇尚自然和“贵无”，却遭到了来自名教阵营的猛烈抨击。裴頠著《崇有论》，公开指责阮籍等人。《晋书·裴頠传》云：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从，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在《崇有论》中，裴頠直斥何晏、阮籍“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41)。尽管裴頠等人的“崇有”之论得到当权者司马氏的支持，但由于自正始以来崇尚自然无为已经渐成时代风气，嵇阮等人的玄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依然有广阔市场，尤其是经过西晋王衍、乐广等所谓“中朝名士”的推波助澜，魏晋玄学在西晋时期愈加兴盛。正如史家所言：“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42) 与玄学思想的影响相比，竹林七贤任情自然、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当时的影响更为显著。竹林七贤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蔑视礼教，把对老庄的领悟内化为精神状态，外化为行为方式。他们游于竹林，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把老庄思想融入吟咏谈笑之中；竹林之外，他们同样疏狂任性，挥洒自由，不把名教放在眼里。阮籍“礼岂为我辈设耶”的质问，把竹林七贤对礼法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而嘲讽之，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吾褌中？”(43)把老庄的任情自然发挥到了极致；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劝慰他：“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4)王戎的回答，涉及魏晋玄学的重要话题——圣人有情无情，这一问题在王戎不经意的回答中已经找到了答案。竹林七贤就是这样用言语和行动来表现他们对玄学的理解和领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整个魏晋社会，促进了魏晋玄学的流行和兴盛。 竹林七贤的任情自然和疏狂放达，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晋书·王衍传》载：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籍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45) 这虽然说的是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对以西晋玄学的影响，但既“贵无”且能放达虚诞者，实则是指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在王隐《晋书》中，阮籍等人的影响比较消极：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