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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在钟会任中书侍郎时，时间大概在嘉平四年(252)前后，正是竹林之游最为热络的时候。钟会是贵公子，热衷玄理，不仅加入了当时以傅嘏、李丰等为首的关于才性同异合离的辩论，而且“集而论之”⑤。《魏志》云：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⑥ 钟会慕嵇康高名，撰成《四本论》之后，想得到嵇康的指教，怀揣《四本论》前来拜访，却因担心嵇康不理会他，就远远地从门外把《四本论》扔进去，转身往回跑了。钟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曾经在嵇康这里碰过软钉子。《世说新语》载：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⑦ 《魏氏春秋》亦云： 钟会为大将军兄弟所昵，闻康名而造焉。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⑧ 嵇康性不偶物，与物多忤，对名教中人深恶痛绝。这样一种性格在其玄学活动得到了充分体现。 王戎以善于清谈而广为人知，并因此与阮籍成为忘年交。及参与竹林之游和进入仕途之后，王戎长于清谈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王戎的回答既充满机智，又富有玄理。王戎回忆竹林之游的一段话，也很富玄理意味：“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⑨王戎评价时人，多着眼于玄理，以能清言为原则。其评王祥：“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⑩评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11)评阮武：“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12)所谓理中清远、风尘外物、清伦鉴识，都是以玄理论人物，表明王戎在人物评价方面所持有的玄学标准。 向秀的玄学活动，除参与竹林之游，与嵇康、吕安等人在锻铁灌园之时谈论玄理外，主要则是注《庄子》和《周易》。《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竹林七贤论》云： 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13) 向秀还为《周易》作注，有《周易义》。《秀别传》云：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14) 向秀把自己对“三玄”的理解融入《庄子》注和《周易义》中，并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为魏晋玄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山涛、刘伶和阮咸的玄学活动在其社会活动中亦偶尔可见。山涛主持吏部时草拟的《启事》，有些则着眼于玄理。《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载：“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刘孝标注引山涛《启事》云：“(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15)在山涛看来，阮咸具有很高的玄学修养，是非常合适的吏部郎人选。刘伶的玄学活动，文献较少记载，但其日常生活则处处留下了玄学活动的影子。《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魏国统》亦云：“刘伶字伯伦，形貌丑陋，身长六尺，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16)刘伶任情自然，土木形骸，已经把老庄思想内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故能“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能豁达到“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的玄学活动虽然很少见诸文献记载，但其真素寡欲、皈依老庄，却曾受山涛的称赞。《名士传》亦称其“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17)。阮咸虽然较少参与社会玄学活动，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时时处处在诠释着玄学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