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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玄学的主要特征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对此有明确表述：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34) 他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35)。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明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虽然是在说自己，实则都是对名教的控诉。 阮籍对名教虽然有些不舍不弃，但他骨子里却是抗拒名教，因而高举“自然”之大旗与名教抗争。他说：“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他认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6)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是一个蔑视礼法的“超人”形象： 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 阮籍不仅把大人先生塑造为一个任情自然的人物，而且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对名教进行了抨击： 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37) 魏晋时期，摒弃名教者众，但像阮籍、嵇康这样猛烈抨击礼法和名教者，却为数不多。 竹林七贤玄学的主要表现是任情放达。嵇康的“必不堪者七”，就表现出一种任情放达之特色：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一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嵇康所谓“必不堪者七”，都是名教所热衷的，而这些恰恰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所不屑为的。至于沉湎于酒的刘伶，其所著《酒德颂》亦表现出任情放达之特色：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 刘伶对老庄思想的领悟，都蕴含在这篇《酒德颂》中。其对名教的蔑视，也在这篇千古奇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