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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同治末年起，出版业开始逐步完成近代化改造，书价随之下降，小说读者群则不断扩大。阅读市场的迅速扩张，使传播领域进入失序状态，盗版是其典型表现，它在一个时期里还相当猖獗。版权问题开始受到人们重视，书局与作者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作了种种努力，官府也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经过二三十年的较量，盗版的猖獗势头已被压制，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小说传播领域的秩序也终于基本建成。 关 键 词：近代/小说/传播/盗版 作者简介：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等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无论是出版的技术与速度、读者的层次与规模，还是作家的多寡及其创作理念、小说地位的高低以及官方的态度，古代与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近代，小说发展系统中各要素都应时代潮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古代与现代这两种落差巨大的小说状态相连接。在小说发展系统各要素中，传播环节最先发生变化。它以引入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以及报刊出版为标志，鲜明地体现出历史步入近代后的时代色彩。它造成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读者群，这也意味着巨大利润空间的形成。社会处于变化动荡之中，出版业在迅速发展，但人们对有关出版的各种观念却没有相应地进入近代，更遑论相关的法律法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诱惑使盗版一度成为小说传播环节中的突出现象。在这期间，盗版曾是新法印刷冲击传统出版业的方式之一，但更多地是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同时它也刺激了人们版权意识逐渐树立，而由于盗版在某些方面也显示了读者对具体作品的好恶，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与翻译。 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①后来林纾小说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