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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②。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③，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④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小说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⑤。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⑥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⑦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味闲庐并非首开先例者，也无任何法规明言禁止。申报馆实际上是认同，至少是不想公开反驳味闲庐的理由，因此它并不出面，只是利用自己的便利，在味闲庐的启事旁刊载《新书出售》广告，宣布正版《淞隐漫录》即将出版。作此宣布后，又在其旁再刊一则广告，预告《点石斋画报》即将连载的《淞隐续录》，届时也将结集出版，同时又批评味闲庐所为“殊非雅道”：“特不思同是一书，同在一地，彼既为捷足之先登，我遂不觉瞠乎其在后；我则劳而无获，彼则安享厥成，言利则诚有得矣，揆之于理，窃未安也。”⑧味闲庐窃取了申报馆的成果，但它毫无羞愧，甚至同在《申报》上振振有词地申辩，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盗版并不受禁止，最多只是受点非议，而申报馆也不强调版权，只是批评“殊非雅道”而已。在健全的秩序未建立前，大家都寻觅机会打混战。实际上申报馆也在翻刻他人之书，三年后它翻印文光楼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举动，在本质上与味闲庐又有何差别？ 以“文章为天下之公器”为由擅自出版他人作品，这正反映了当时上海地区出版已基本完成近代化改造，但人们维护出版秩序的思想却未及时跟上的情形。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入使出版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突飞猛进，读者群不断扩大，书价的下降又促进了这一趋势。利润空间也在快速扩张，而约束获取利润手段与途径的机制却未相应形成。大家都怀着“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念头，只要有利可图，看到别家的书籍销路甚好便拿来照印。生产的近代化与维护正常秩序机制未形成的脱节，使小说发展第一次遇上了盗版频仍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