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开埠、列强设立租界、资金与人口以及各类文化精华因战乱大批流入、率先引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等各种历史条件的汇集，上海从光绪初年开始逐渐成为全国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出版的规模与速度都远超以往，利益的驱动使小说盗版很快在这里成为较突出的问题。报上常见盗版者堂而皇之的推销广告，而就在这类广告旁，又时载出版者反击的告示。上海新闻业起步早，发展快，通过那些报纸上各种广告、告白，可梳理出当时小说盗版的大致情况，以及出版者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整个出版业在动荡中快速发展，出版无序的乱象也随之滋蔓。“罂湖居士”序《玉如意》时写道，此时说部书籍虽是“枚不胜举”，但“类皆重印翻刻”，有的作品甚至是“日下翻印甚多，原本无几”⑨。此时无法从法律乃至道德层面借助力量约束盗版，被盗版者反而是孤立无援，只得自行设法维护权益，有时想出的应对之举十分笨拙甚至可笑。改七芗的《红楼梦图咏》出版仅两个月，翻刻本已在流行。出版者只好刊载广告提醒读者：“近有翻刻本，虽依样葫芦，而丰姿大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明眼人自能辨别也。”如何“辨别”呢？方法是“现用书面加‘孙溪逸士过眼’印章，以别原刻、翻刻鱼豕之混”⑩。这最多只是给盗版者增添些小麻烦，仿其样加盖印章又有何难？当时采用此法者还不止一家。洗红馆委托点石斋石印了绘图《列国志》，因销路不错，“无耻之徒累用原书照印，以图影戤射利”，“另有铅板将原图石印混充者”。由于书已销完，洗红馆不甘利润全被翻刻者占有，便又委托点石斋重印，并且“书面加‘光绪二十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悟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11)。可是盗版者似乎并不在乎“雷殛火焚”的恐吓，两年后洗红馆再次重印宣传时，反盗版便是重点内容，眼见加盖印章作用不大，于是又想出个笨招：“惟本斋全书共五百二十八页，计绣像四十八个，绘图二百十六个，如有缺数，即非原底。”(12)据此推测，盗版书可能为节缩纸版删去了部分图像，可是读者购书时还要分类点数验明正版，指望此招奏效恐怕太不靠谱。 应对翻刻的第二法是刊登广告讽刺或痛斥，稍泄胸中恶气，同时也借此告诉读者，自己所出的正版书质量才最为可靠。光绪二十六年，江南书局在上海代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中东大战演义》，它还来不及广为宣传，盗版书即已行世。理文轩在当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上刊载广告，售价六角。广告中将全书三十三回回目悉数开列，占了不小的版面，可谓是不惜工本。二十天后，江南书局在《新闻报》上反击：“近闻申江有店乱将无用浮文、淫污伪书改名，登报高价惑世者，较本局何啻霄壤，识者自能区别。”此广告之右列又强调“新出全图《中东大战演义》四本一角五”。此列用大字排列，以示醒目。三天后，江南书局又专为此书在《新闻报》上刊载广告：“近闻某书号用铅板宋体翻照，字迹模糊，登报骗世，竟有阅报者被迷，化洋六角买回，岂非大受诳骗。”接下来，便是对理文轩的挖苦嘲笑：“想该号贪利如此，竟不要做下次生意。哈哈!”相比之下，点石斋对味闲庐的嘲讽，使人感到有点像赌气：“嗣后若有蹈此弊者，则本斋所印数千部，尽当奉让，请给价值。”理文轩与文宜书局几乎同时出版《大明奇侠传》，其实都是翻刻道光间《云钟雁三闹太平庄》，但它们都自视为正版，两家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与十七日的《申报》上互相对骂。理文轩斥责文宜书局版内容不全，“殊觉可恶”，文宜书局则干脆开骂：“你头虽未伸出，谅你眼亦瞎矣。你之铅板错字甚多也，火油气味也，数月走油变为黄色也。”对盗版者的挖苦、嘲笑、痛斥甚至谩骂尽可以尽情，但这怎能使他们因此而垂手止步呢？ 降价是反击盗版的第三种措施。味闲庐盗印《淞隐漫录》售价二元，申报馆则宣布自己的正版只售一元。同文分局代广百宋斋石印的《廿四史演义》因遭翻刻，只好减价每部仅售一元(13)。降价意味着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还未必就能将盗版者逼出市场，因为后者也可降价，而且它本来就成本低廉，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的《图咏聊斋》便是一例。同文书局为这套书的出版投入相当可观，不仅广请名家，“每幅画成一图，题以七绝一首”，而且“书用端楷抄成，并将吕氏原注移系逐句之下”，又精心校对，“不但无一差字，即破体俗字亦皆悉心勘正”(14)。这部书未能逃脱凡畅销必遭盗版的命运，同文书局不得已宣布“情愿减价售出。每部码洋四元”(15)，后来由于仍然敌不过盗版书，只好再次降价至一元二角，并恳请读者“细辨墨色纸张”，购买正版(16)。广百宋斋在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申报》诉苦道，它出版的绘图《西游记》被人缩小翻印，只好减价到一元二角，这已是“仅收工本洋”，再降就亏本了。盗版书尽管被批评为“字迹糊涂，纸墨恶劣，图像不清”，但它只售五角，据说是“核算仍称厚利”，竞争力仍强于正版。总之，降价导致经济损失，却未必能击垮盗版者。 广百宋斋在《申报》上刊载的那则广告题为《查究翻书》，除诉苦外还发出了警告：“俟访确翻印奸商名号，再当送县究办，以儆刁风而安商业。”可是究竟怎么“访”，又如何“究”的，后来都没了下文。在广百宋斋之前，也偶尔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光绪五年《红楼梦图咏》问世时，九月十七日《申报》上的广告就宣称：“深虑翻刻翻印，转失名人本来面目，现以存案。已蒙中外官宪批准存案备查，不准别处翻本。”可是后来该书盗版本照样在市面上出售。光绪二十五年，昌言报馆合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时，于三月十五日与四月十七日分别在《中外日报》与《新闻报》上郑重声明“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在光绪二十八年前，目前所见请求官府保护小说版权的资料也只有这零星三则。这都是在警示可能的盗版者，但书却仍被翻刻，官府也没出面干预。原因很简单：盗版书市面泛滥，但盗版者却不知为何人，无头官司不会被受理。而且，诉讼又是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费时费力，经济上也须付出代价。所以在二十多年里，尽管盗版已渐渐在舆论上成为大家痛恨、不齿的行径，但未见有人选择司法解决的途径。 庚子国变后，无论是作者、译者或读者，人数都急剧增加，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后，小说阅读市场与相应利润空间更是空前扩大，同时盗版现象快速滋蔓，出版者遭受的经济损失也远多于以往。文宝书局曾埋怨说，那些盗版者“但知见有消(销)路，不知消(销)路从何故而来也”，其余不论，该局每年仅用于报上刊载书籍出版广告的费用，就“足有一千元之费”(17)。巨额的经济损失使正常出版者忍无可忍，被逼无奈的他们最后只有诉诸法律，请求官府干预。市场要从无序整饬为有序，这其实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而此时西方保护版权的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土，于是从法律层面制裁盗版更是成了势在必行之事。 最先大张旗鼓寻求法律保护的是维新派创办的广智书局，该局当时出版了大量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书籍。梁启超等人比较了解西方保护版权情况，身处流亡之中的他们要继续宣传维新主张，也迫切需要经费上的支持，对此尤为上心。书局经理冯镜如是香港人，故向英国领事馆提出申请，领事馆旋向苏松太兵备道发出照会，后者除颁发禁令外，又要求下属各县照办。于是上海地区道、县两级都为广智书局颁发了“嗣后不准将广智书局刊译各种新书翻刻出售。如敢故违，定干查究”(18)一类的禁令。文明书局“诚恐书贾射利，易名翻印”，它在创办时便向官府申请版权保护。上海道六天后即颁发禁令“示仰书贾人等，须知文明印书局编译各种书籍，均系该职商等苦心经营而成，尔等不得私易书名，改换面目，翻印渔利。倘敢故违，一经该职商等查知，许即指名具禀，本道立即提案不贷”；又“函致租界领袖、美总领事暨分行县廨一体立案示禁”(19)。嗣后，众书局与报刊纷纷效仿。留日学生组建的译书汇编社远在东京，因“上海各地书贾恶习，往往将他人善本翻印射利”而向上海道申请立案，后者“除分行县廨一体立案外”，并颁发禁令：“为此示仰书贾人知悉，毋得将该社立案各书翻印渔利，致干查究。”(20)其时上海有各国租界，许多出版或盗版活动就发生在这里，因此同时也要请租界当局出面保护。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通社在《时报》上刊载《声明版权》：“所有通社出版各种书籍，前曾禀请道宪及英、法廨，出示禁止翻刻在案。”即它同时向上海道以及英、法租界提出申请。也有的是向上海道呈交申请，再由上海道照会各国租界，小说林社就得到上海道的“札饬县廨，一体禁示，并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馆立案，以重板权”的批示(21)。这类广告一时颇多，商务印书馆还直接向中央政府的商部暨京师学务处立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得到“禁止翻印”的批示后，便通过《中外日报》、《大公报》广而告之，而它出版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孙漂流记》与《澳洲历险记》等小说，还同时被选为“学部审定宣讲用书”向全国推行，这更是它津津乐道的事。文明书局也曾向北京学部申请保护版权，并得到批复：“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大学堂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张百熙对“书贾之谋毁版权，心最巧诈”极为痛恨，他曾拟定过“暂定应用书目”，“咨发各省翻刻印行”，结果被解释为允许翻刻书目，使他“殊堪痛恨”。张百熙批复文明书局呈文时又提及此事：“此等市侩设想，断非士类所为。因答该司员来呈，纵言及之，亦以见牟利者之何所不至也。”(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