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 自汤用彤先生把“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的魏晋思想称为“魏晋玄学”(18)以来，魏晋玄学的说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如今，谈及魏晋思想，学界认为其主流就是以“三玄”为代表的玄学。竹林七贤作为这一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名士群体，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兴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刘大杰所说： 魏晋的玄谈，虽由何、王开其端，若非竹林名士在思想上建立玄学的基础，在文字上加以宣传，那风气决不会闹到那种如日中天的样子的。后来一般人，不过继其余绪，在理论上加以发挥，在行为上更趋狂浪而已。(19) 的确，魏晋玄学在正始以后能够逐步达至如日中天的勃兴与繁盛，与竹林七贤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玄学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精神皈依，其性格和行为都鲜明地表现出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阮籍尤好老庄，“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20)，鲜明地表现出皈依老庄的特色；嵇康“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21)，自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22)，对老庄顶礼膜拜；山涛“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23)。西晋王衍以为，“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24)。向秀好老庄之学，更是广为人知。他的《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25)，对魏晋玄学的兴盛居功至伟；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26)，对老庄思想有深刻领悟；阮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所为与老庄精神暗合；至于王戎，更是清谈名家，以善于清谈为人所知，史家所谓“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27)。武陔赞其“尚约”(28)，钟会赞其“简要”，都着眼于王戎的简约之风，而“简约”正是老庄思想的重要命题，表明王戎是地道的老庄信徒。 从现存文献来看，竹林七贤的玄学思想，唯嵇康和阮籍较为清晰。嵇康和阮籍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汤用彤先生认为，“嵇康、阮籍与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故在社会上之影响，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认为是名士之楷模”(29)。他从元气说、自然三义和逍遥放任之人生观三个方面，对嵇康、阮籍的玄学思想作了简略论述，奠定了学界对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基本认识。其后有关嵇康、阮籍玄学思想的研究，大多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而进行的拓展。 嵇阮玄学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阮籍以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自然是万物之本，遵循自然规律是天地和人之本性，故曰“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30)。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违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会造成混乱，诚如阮籍指出的那样：“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嵇康认为，人各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在“洪荒之世”保持得最好：“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31) 正是因为崇尚自然，嵇康和阮籍的音乐思想都强调一个“和”字。在他们看来，“和”就是音乐的本质。阮籍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他视自然之乐为达至神人和谐的手段，认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32)。在《礼记》等典籍中，音乐是等级和礼仪的体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用的音乐有严格限制，不能僭越，否则就是犯上，就是越礼。所以，当春秋末年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大为愤怒，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季氏用乐僭越，超出了他本应使用的音乐规制。但在阮籍看来，音乐的功能就是“和”，通过“和”来感动人心，所谓“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嵇康的音乐思想虽然与阮籍有很大不同，但同样强调“和”，他说：“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音乐以“和”为体，无关哀乐，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33)在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