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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月序政”：月令的形式与功能 文体上成熟的阴阳家月令文献，文字雷同的有《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与《淮南子·时则训》三篇。在这里，笔者选择参看《礼记·月令》。(22)《月令》的文体特征非常鲜明。全篇文本以“月”为单位，从孟春到季冬，顺次编排出十二个月的内容，而每一个月份的条目下，也有着相对固定的格式。与《十二月神图》中的文字相似之处在于，文本中有物候描写，有历忌说明，更有恫吓与劝诱的说理姿态。以下试以第一章“孟春”为例，探讨《月令》的编写逻辑。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23) 月令的第一段，一般是说明本月所对应的星象、帝、神、虫、音、数、味、臭、祀、脏。这种对应关系来自于阴阳家的五行世界观。春秋时期，五行观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深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五行体系的扩大化。五行配于五色、五方，到了《周礼·冬官·考工记》已形成完整的图式，同时期诸子各家又以己说杂入五行，使整套系统逐渐产生了指导军事政治的意义。到了战国末期，邹衍等阴阳家的学说盛行一时，终于集五行图式之大成。五行世界观在《尚书·洪范》、《管子·四时》中均有相表述，但其写入月令的作用，无疑是作为一种近似真理的宇宙图式，为后文的合理性作出世界观层面的铺垫。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24) 原本在《夏小正》中占据主要篇幅、内容羼杂无序的“观象授时”内容，到了《月令》中被清晰有序地分成“星象”与“物候”两个部分。“星象”与五行图式一起列于第一段，而“物候”则被单独列于第二段。可见在《月令》中，划定这个月所处“时间”的，是第一段所写的星象，而物候只是作为一种印证式的补充说明而存在。星象的崇高感与神圣感，使得它在物候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与五行世界观并列的存在；之后地表上的物象因循着由上至下、从抽象到具象的逻辑，在叙述完无机而神秘的至高意识后，作为有机而易于观测的俗世表象被排入第二段。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当时人对判断时令所依据对象的自主选择。 然而如前所述，在《月令》写定的战国时代，四分历业已诞生，粗疏的物象历早被精确的推算历所取代。那么，为什么源出“羲和之官”，通晓观星历占之术的阴阳家没有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太阳历系统写定月令，而是使用了“以月系事”的方法，写定落后的“观象授时”系统呢? 这里仅探讨几种可能的原因。其一，“观象授时”的知识观念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也是阴阳家最初也最熟悉的话语资源。“獭祭鱼”、“鸿雁来”这种将物候与神秘的自然规律相结合的话语方式，来自远古氏族的巫觋传统。后世巫职分化、地位下移，而“观象授时”却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知识观念，被阴阳家继承和写定。其二，“观象授时”在文体上主要体现为《夏小正》为代表的“以月系事”。使用相同的话语资源与文体形式，就意味着与上古巫祝传统达成了某种连接，也意味着阴阳家的话语地位得到提升。而最后一点，与《月令》的功能密不可分，需要进一步分析下文。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是月也。……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25) 这一段将《夏小正》一类月令书中的农事记载从描写物候的段落中单独提取出来，于其后扩写为人事之“令”。这样一来，就对农业产生了指导作用，而不是单纯的观察和载录。并且这种指导不是直接作用于农民，而是写给君主，要求其以“命”、“令”、“劝”的方式指导人民的劳作。《礼记》与《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六国尚未统一，然而这些段落中出现最多的词，却莫过于“天子”。作书者以“天子”为主语，详述天子在不同时序所应行使的不同政令，暗示君主行使合宜节气的政令，是走向称帝之路的正道。恰如顾颉刚所说：“春秋战国期间，诸侯未敢称王时，在礼制上僭越的已很多。称王之后，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实行天子之礼。所以稷下先生拟订的礼制，有些可能在齐国实行过。当时的齐王虽还没有统一寰宇，却早已把自己看成了‘天子’。”(26)阴阳学说在稷下学宫之流行，与齐王以天子自命的野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月令》在人事一节中所作的扩充，一方面来自农业经验的长期积累，一方面是带有规范化意味的教科书。但是，它所教导的对象，并不是农业生产者，及其直接的施令者。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阴阳家对“不应时行令”的后果作出了近乎恫吓的说明。“国时有恐”、“其民大疫”、“首种不入”是国君最可怕的噩梦。这里的逻辑是：假若国君不依照阴阳家所指导的那样行使政令，就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将这种行为上升到“弃绝天地纲常”的高度，导致天道的报复似乎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国家危亡，民生凋敝，一切苦难都因国君不听信阴阳家而起! 与之形成对照的《十二月神图》，同样既有“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的利诱，也有“民祀不歆，帝将繇以乱逆之行”的恫吓。《十二月神图》的说理对象是一般民众，它主张民众听从“帝”(即巫师)的教令进行祭祀：听从则有神灵庇佑，不听则必遭神罚。而《月令》的说理对象却是国君：听从则得天子之尊，不听则国将有恐。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差别?须知前者的作者，很可能是在上古生产生活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帝”——巫觋，而后者的作者，却是在战国位格下移，寻求诸侯国君庇护的“士”——阴阳家。由此可见，《月令》的威慑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它所发轫的原始巫术历占，而阴阳家的权威性也与上古巫觋的至高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赤裸裸的训诫文字，也只能生存于先秦那样的文化土壤里。过常宝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广泛存在着一种谏诫政治：“氏族时代长老议会的政治方式，在后世的传说中，变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咨议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实际施行于周初。……周公以宗教领袖和长辈的身份训诫成王，就是这种咨议政治的体现。至春秋时期，史官和君子又将咨议政治发展为谏诫政治。”(27)而所谓“稷下学宫”，正是谏诫政治一度被制度化的证明。学者们以帝师之身，睥睨帝王之尊，对诸侯王展开严厉的训诫，而其中尤以掌握着上古宗教领袖授时话语的阴阳家们最有底气。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商人之身登上相位的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定《吕氏春秋》，其中的原因，多少是为了抬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吕氏春秋·十二纪》用阴阳家《月令》这样具有强烈训诫性的文体为纲，再补入各家的政论学说，这样的编纂方式确实是精心计算之下，将话语权力最大化的尝试。 这段文字的话语姿态，同样为上一段文字作出了注解。“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这样的表述，并不是简单的一般陈述句。这正是阴阳家站在训诫立场上，为君王给出的五行政令之图式。《月令》之“令”，从文本上来看是阴阳家代天子所拟、对庶民所颁之令，从功能上来看又是阴阳家对君主的“令”上之“训”。顺我说者为天子，逆我说者国将有恐。阴阳家在真实的农事活动中掺杂入阴阳五行之言，使得阴阳之学显得尤为神秘可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月令》作为文体的根本功能，也就懂得了阴阳家使用“以月系事”的方法，写定“落后”的“观象授时”系统的第三层原因。那就是只有具备神圣性的知识体系(物候)才能带来合法的话语资源(授时)，而合法的话语资源又导向了固定的文体(以月系事)。使用这种特定的文体进行写作，就意味着掌味了最高的话语权，从而为阴阳家赢得了至高的言说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