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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苏轼赤壁怀古词的创作背景、典故来源、文学形象及作者同期作品的综合分析，其主题思想以揭示了功业成否的深层原因，讽刺了因姻亲关系而“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抒发了君臣不遇、老无所成的忧愤心情，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和现实指向。 关 键 词：赤壁怀古/乌台诗案/《江表传》/姻亲关系/苏轼 作者简介：李飞跃，男，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宋文艺研究。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千古传诵的名作，关于这首词的主题，一般认为是表达了作者对周瑜功业的向往与赞颂之情，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与彻悟。但是，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小乔嫁给周瑜则是在建安四年(199年)[1]1260，前后相距十年之久。那么，在这首风格豪放雄壮的作品中，熟稔三国历史的作者为何要将赤壁之战十年前发生的故事穿插进来呢?“小乔初嫁了”与周瑜赤壁建功和作者赤壁怀古有何关系，为什么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而非“小乔初嫁时，雄姿英发”呢?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还关系到词中其他语句的解读，尤其对这首词的主题思想的理解。“浪淘尽”既是指“千古风流人物”生命的消失，也是指他们功名的湮没，但“周郎赤壁”存在的本身又说明了什么，为何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羽扇纶巾”究竟指谁，这种“谈笑”与“樯橹灰飞烟灭”之间有何关系?“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应如何断句，“多情”指谁，因何“笑”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者赤壁怀古为何不祭奠赤壁或周瑜，而要向“江月”洒酒致敬呢?关于这些问题，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换一个角度，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整体内容与逻辑结构出发，结合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和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来解读，避免定式化的理解和单薄的情感体验。 一、乌台诗案与赤壁怀古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根据对变法的不同态度，朝野分成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讥刺新党，抒发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的怨望之情，引起新党人物的忌恨[2]654。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语句，指责他“愚弄朝廷”、“指斥权舆”，“包藏祸心，怨望皇上”，“无尊君之意，亏大忠之节”，将其逮捕系狱①。后经多方营救，苏轼免于死刑，贬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且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到达黄州。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一说元丰四年十月)创作了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主要描写的是三国时期的人物与故事。苏轼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记载：东坡自黄冈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3]王安石建议苏轼重修《三国志》，不仅因其才学优异，更因为苏轼对三国历史特别熟悉和别有见解。苏轼虽未允应，但念兹不忘。据《曲洧旧闻》载，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4]刘壮舆是刘道原之子。苏轼先后鼓励两代人重修《三国志》，足见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还给刘壮舆推荐了参考书《三国志注》，说其中“好事甚多”。《三国志注》是南朝宋裴松之在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的基础上详加增补、注释而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征引文献是西晋虞溥撰写的《江表传》，赤壁词中多处用典出自此书。 作为北宋最高阶层(皇亲国戚除外)的宰辅在选择姻亲时，“尚门第”或“尚官”，目的就是“攀权势、猎富贵”。通过门第相当的高官大族结成姻亲，在朝廷上相互奥援，相互提携，形成牢固的姻亲网络，借以巩固自身的地位，维护本家族既得的以及潜在的经济、政治的利益[5]。“乌台诗案”中，迫害苏轼者主要是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新党成员。当时，以王安石家族为中心，存在一个势力庞大的姻亲集团。王氏家族通过与“乌石岗吴家”、“蒲城吴氏”(宰相吴充、吴育家族)、“仙游蔡氏”(宰相蔡京家族)、“钱塘沈家”(宰相沈遘家族)、“南丰曾氏”(宰相曾布家族)、富阳谢氏(谢绛、谢景温家族)等联姻[6]，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王氏姻亲中，许多人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甚至状元。这些人少年得志，固然因其天资颖慧，但更受益于其家族及姻亲关系。王安石及其姻亲多次任主考，沈括就是在王安石任主考时得中进士。谢绛之子谢景温与王安石相善，“景温妹嫁与其弟安礼，乃骤擢为侍御史知杂事”[7]9847，此后一直是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忠实干将。此外，宋代本有“封荫”传统，当官家族的直系子孙可以得到封荫，甚至由荫亲发展到荫外亲、荫门客。 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姻亲势力，本是当时舆论批评的焦点。熙宁三年(1070年)，谢景温入台谏重地，司马光上奏云：“安石素恶(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亲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8]5202熙宁四年(1071年)，杨绘弹劾曾布“不时拔用”时说：“其缘王安石姻家而进”，并指责王安石“亲故则用”，以塞贤道[8]5481。相对于少年得志的新党后进，苏轼等新党人物却君臣不遇，仕途坎坷，“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7]10819。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数被外放，9年间(1071-1079年)迭经杭、密、徐、湖四州，继而沦为阶下囚，几死台狱。熙宁初，又因多次直言批评新法，“论其不便”，引起当权者不满。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欲以苏轼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因王安石反对作罢。熙宁三年(1070年)，御使谢景温弹劾苏轼居丧贩货入川，“穷治无所得”，苏轼为避患，“遂请外，通判杭州”[7]10808。处此政治生态中，其心情之忧愤，可想而知。 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的主要原因是在《湖州谢上表》中说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的话，表明对那些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的不满。苏轼出狱当天，曾写《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诗二首，其一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2]1005“少年鸡”指贾昌少年时曾因善斗鸡而深得唐明皇宠爱，以至时人传诵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里比喻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不斗少年鸡”，就是不再与这些少年得志的新党小人争斗了。 黄州时期，苏轼处于人生低谷，忧谗畏讥，心情抑郁。这从他当时所作诗词中可以看出来，如《卜算子》词云：“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临江仙》词云：“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曾将《前赤壁赋》寄给友人，信末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9]2455为什么“未尝轻出以示人”，正是畏惧文字狱，担心传出招灾惹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