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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主要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创世神话，其中包括宇宙的起源神话与历法的诞生传说；第二篇强调了日月四时运行失序的可怕后果，并以此说明祭祀的必要性；第三篇略述诸月物候、详细说明了十二个月份的宜忌事项，包括婚丧嫁娶、征伐祭祀等事，与后世阴阳家月令颇有相合之处。但是，帛书对每月物候的叙述极其简略，可谓有“颁政”之实而无“授时”之事。总体上来看，帛书所关注的政事，缺乏《礼记·月令》那样的系统性，也并不强调气候与政事之间的联系，只是将“宜”与“忌”放在第一位，这从观念到形式都与后世月令文体有着一定区别。笔者的猜想是，帛书是为月忌之书，是殷商“日忌”在注重月序的周代之一大演进，其对应的职官制度可能是当时的“日者”等专业巫觋，与掌握历法的天官有着一定区别。 追究巫觋与阴阳家的其知识来源，我们亦能发现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西周初期的巫史之官，担负着为周政权订立礼制的重要使命；到了西周中晚期，史官的分工则发生了细化，这种细化正是史官从天命的代言者下降成体制内职官的重要标志。春秋时，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由于礼乐制度的崩坏，其神圣性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教育的下渐，掌握特定知识的群体不断扩大，同时诸侯势力的壮大也产生了众多职事的需要，由是，“士”这一阶层带着他们各自的学术背景与文献资源应运而生。在他们之中，掌握着观象授时、因时颁事的知识资源的，正是阴阳家。《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月星辰，敬授民时。”(15)班固对上古巫觋的职能分类虽嫌琐碎，且过多带有职务分工的体制想象，但他对阴阳家知识来源的判断确具相当的可信度。阴阳家对宇宙图式的设计，对时序观念的坚守，都呈现出对上古天学知识的直接传承。考察《礼记·月令》等阴阳家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从知识观念到文体形式，都对《夏小正》等上古天学文本有着直接的继承。 三、以月系事：月令的文体雏型 《四方风》、《尧典》这类先定岁时、再写物候人事的文体特征可以被统一称作“以时序事”，后世的《夏小正》、《礼记·月令》等文体对这一特征有着非常直观的继承。然而在内容和功能上，《尧典》与《四方风》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四方风》是一份对占卜活动的记录，但《尧典》却有明确的主语——“帝”。可以说，《尧典》并非纯粹的观察记录文本，它糅合了实践上的“帝命”与经验上的“物象”两方面的内容，试图将先民对四时的长期观测统合为“帝”的一举之功，因此具有一定的叙事属性。至于《七月》，由于以四言诗歌为载体，更多地具备民俗与仪祭的意味。因此，以功能而论，旨在记录时间秩序，并为人事活动附加时序价值的文本，当以《夏小正》为最早。 《夏小正》文字见于《大戴礼记》。《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16)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小正》。”(17)《史记·夏本纪》：“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18)今天不少学者亦倾向于认为《夏小正》有着较为古早的来源(19)。事实上，先秦文献的写定，通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大戴礼记》所传的《夏小正》由经传两部分构成，或于不同时代有所增删，但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留着“以月系事”的书写框架。殷商时期，卜辞中虽有从一月到十三月(亦即闰月)的记述，但是由于历月法的不够完善，其岁首正月时而在夏历五月，时而在夏历四月，时而又在夏历六月。因此，以月序来区别不同时节的物候，在历法不成熟的时代是难以成立的。只有反过来以不同时节的物候来辨别月序，才符合周代以前“观象授时”的实际。考《夏小正》判断每月所依据的是“参则伏”、“昴则见”这类粗疏的星象，加之以朔为月首的推朔历月法是在周代以后才得以建立的，因此，《夏小正》所起源的时代，分别月份的重要性是否大于节气本身的重要性，多少值得存疑。反过来说，现传《夏小正》文本的“以月系事”，有可能是周人重视序月的思维反映，不一定能够视作月令图式的来源，其以启蛰为岁首的设计也体现了周代编者对文本结构次序有意识的调整。 作为后世月令文体的雏型，《夏小正》“以月系事”的结构特征又有三种主要表现。其一为“月”：以月为单位，标明时间，并以此为序，记载一年之事；其二为“系”：事与事之间关联性弱，月内之事物仅存在时间上的并列性，无逻辑上的承续性；其三为“事”：包括人事、物候与气象，多为主谓、动宾结构短语。除第一条外，其他两条在《礼记·月令》之后的月令文体中均有所继承和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仅见于《夏小正》的思想观念。 第一种，是其对物候的认知带有浓重的原始思维色彩。《夏小正》文本中经常出现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转化。例如“鹰则为鸠”、“田鼠化为鴽”、“雀入于海为蛤”，都是先民对生物迁徙规律与生长规律的感性认识。“‘鹰化为鸠’指的是在春天天气回暖的时候，自然界所出现的鹰、隼等冬候鸟北返之后，杜鹃、布谷等夏候鸟会来到自然界当中。”(20)季节变换导致了观测到的生物不同，先民把这种差异理解为物种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在剥落了物候作为季节指征的意义之后，就转变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达。到了战国时期，庄子的“鲲化为鹏”就是继承了“物”的转化想象而没有沿袭“候”的时令意义的一个典型。 第二种，是《夏小正》中的农事。当代不少农学研究者将《夏小正》视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农书。可以说，他们看到了《夏小正》以月系事的文体与后世农书的相同之处，然而，体例上的相似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功能上的相类。细考《汉书·艺文志》中“农家”一节，多为《神农》、《宰氏》、《董安国》等类似于子书的命名，不见以时令为线索的月令体农书。汉志中对农家的表述是：“农家者流，盖出於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而阴阳家一门之下，却是“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直接肯定了战国时阴阳家与上古天文之官的渊源关系。而《夏小正》中对农业活动的叙述，与两汉时的月令相比较，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看其中“正月”一节：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畼也。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21) 以上这段文字中，“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畼也”、“农率均田”、“初服于公田”、“采芸”几项均为人事，却与物候、天文事象穿插排列，而不是像后世月令那样单列于每月物候之后。这说明，物候变化所带来的季节变迁，至少在《夏小正》编者眼中，与农业生产并无因果上的先行后续关系。在这里使用的“农率均田”、“采芸”等短句，未有“劝耕桑”的训诫或政令意味，只是一种单纯的描写记述，与“田鼠出”、“獭献鱼”等物候描写并无不同。这样的例子在《夏小正》全篇中比比皆是。因此，《夏小正》虽然以时间为序，观象授时，但并没有“令”的公文性质，也不似后世月令那样成为单纯的农书。可以说，《夏小正》不是“令”，而是一种前“月令”的文体。其具体作用，大概与上古季节性祭祀礼仪有关，而传承者应为巫祝与天官等垄断天学知识的权力阶层。 标志着先民步入农业文明的第一个早晨，或许就在几千年前的某一个春分日，太阳恰如部落巫师所预言的那样，出现在正东方的群山之间。《管子》有云：“惟圣人知四时。”如今作为文献而存在的《夏小正》，暗示着在农业文明初期，“观象授时”作为一种知识观念的客观存在。而这种知识是不是曾经为巫祝赢得过农业时代的至高话语权力；然后随着知识的专业化，使得巫祝到了周代最终下降成为世俗的职官，而非实际的权力者，这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但它所透露出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无疑具有一种专属于农业文明的、充满时序性的美感。 因此，“以月系事”作为这种农业历法知识的写定形态，天然伴随着一种崇高感与神秘感。到了礼乐崩坏的战国末期，这种文体终于获得了一种成熟的形态，从而被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赋予了全新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