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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怀旧》中对“余”听闻“长毛故事”后的反应： 秃先生踱良久，云：“又须归慰其家人，以明晨返。”遂持其《八铭塾钞》去。临去顾余曰：“一日不读，明晨能熟背否？趣去读书，勿恶作剧。”余大忧，目注王翁烟火不能答，王翁则吸烟不止。余见火光闪闪，大类秋萤堕草丛中，因忆去年扑萤误堕芦荡事，不复虑秃先生。(11) 此处叙述者对长毛故事丝毫未做评论，反而对秃先生的警告感到“大忧”，进而笔墨转至对身边景的观察，由王翁的烟火联想至秋萤，又由秋萤忆及扑萤趣事。可说是一段极其生动贴近的儿童心理描写。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阿长与〈山海经〉》侧重故事内容本身，而《怀旧》重在刻画“余”之形象。至于“长毛杀人”事件，则应该是实有其事，并非“极富想象”，只不过鲁迅在文体变换中也同时换了笔法，在散文中侧重内容，而在小说里加进了人物形象刻画。 由上，可以看出，《怀旧》是一篇意在记趣的儿童小说，在记忆的脉脉温情的氛围中，鲁迅重在塑造一个儿童“余”的生动形象，亦可以说这是一篇别具特色的自叙传体小说。它不在表达“极富想象的故事”，也不在影射时事，也非批判秃先生和金耀宗之流。固然以上几点皆在文本中有所体现，但却非其要旨。这就牵涉到我接着要分析的《怀旧》文本本身的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普实克已经自我矛盾地意识到了。他十分欣赏鲁迅小说重自传和回忆的形式，并引用哈利·列文评价乔伊斯的话来赞扬鲁迅的作品——“我们当代最好的作品不是在创造故事情节，而是充满回忆，唤起人们的情绪”，这里，普实克又将叙事形式与叙事效果等同起来了，明显失之公允。 在论文末尾，普实克引证托马斯·曼说在《我如何写浮士德博士》一书中的话：“我们在小说的领域里必须要考虑的是否已不再是小说本身？”普实克由此将《怀旧》与欧洲文学中的最新倾向比同，“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它是以回忆录形式叙述的，有时很富于抒情的情调”。而事实上，鲁迅这些特点并非有意从欧洲习得，而更多受传统文言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沈复的《浮生六记》的影响。换句话说，鲁迅第一篇小说的“散文化”和欧洲小说领域的“散文化”并非同一个趋势，也并非同一个源头。而普实克据此得出了如下结论： 鲁迅作品突出的回忆录性质和抒情性质，使他区别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合乎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抒情散文作家的传统。也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在亚洲，新文学的崛起是一个突然的成长过程，它产生各种类型、体裁的时间和顺序与它的西方样本并不一样。(12) 显然，这个结论是太过武断了。新文学的崛起并非一个突变，而是和古典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系抽丝剥茧而来。这一点，在其他作家身上也不乏体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怀旧》文本本身。 首先是叙述时间的矛盾。 通读《怀旧》文本，不难发现作者叙述上的裂隙所在。在上半篇中，作者分明是以常态叙述开头： 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桐叶径大盈尺，受夏日微瘁，得夜气而苏，如人舒其掌。家之阍人王叟，时汲水沃地去暑热，或掇破几椅，持烟筒，与李妪谈故事，每月落参横，仅见烟斗中一星火，而谈犹弗止。(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