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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与其说是“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发端。它主要借重象征主义表现法，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乃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表征了新文化先驱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而就小说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的去讹存真，恰可揭示鲁迅审美视野的开阔，以及勉力集合诸种创作方法张力的用心。 关 键 词：鲁迅/《狂人日记》/象征主义/现实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民初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研究”(13BZW11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直心，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王平，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6 张直心(1952- )，男，上海市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王平(1978- )，女，浙江杭州人，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而鲁迅在诸多创作方法中选择现实主义为主轴之举也被史家过度阐释、定义，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因此争议不休。 因着《狂人日记》的奠基意义，一些研究者心有不甘，费尽心思为《狂人日记》中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表现法作美学易容：或削足适履，将《狂人日记》归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之列，称其“是鲁迅开展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天才活动的”“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1](P.98)或舍本逐末，冠之以“主要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用的主要艺术手法则是象征手法”之类的判语。[2]如是作派，与其说是解答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制造问题。 近年来，“独尊现实主义”说竟然又借助某种时机而不断回潮。有鉴于上述误区，本文以《狂人日记》为范本，对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作一些探讨，借此揭示现代中国小说萌生期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审美视野的开阔品格，以及所选择的创作方法的多元性特征。 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说的唐弢完全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塑形原则分析“狂人”形象，认定“狂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人”，“他在没有发疯之前，可能思想倾向比较进步，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这样一旦发疯之后，出于这个缘由，当他翻开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便会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两个字来，并且最后作出‘救救孩子’的呼号”。[1](P.103)而王富仁在沿袭、发挥唐弢上述思路时不经意间将观点归谬，称“‘狂人’是在逐渐深入地了解了封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之后得了精神病的，亦即他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病患者。他认识到封建社会充斥着‘人吃人’的现象，认识到封建礼教害死了无数的弱者，后来，他得了精神病，‘吃人’两字便由原来的比喻意义在他头脑中转化为具有实在意义的东西”。[3] “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病患者”这一界定印证了此说的悖谬。纯粹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能将“狂人”塑造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绝不可能使其兼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同理，作品中的“大哥”、“母亲”、“医生”、“赵家的狗”等形象，如果不从象征主义意义上去读解，那么，他们合伙吃人不过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妄想、错觉，他们的形象将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迥然有异。如同小说中的“狂人”并非是一个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典型人物一样，“狂人”所处的环境也并非典型环境。它是抽象的，具有封建性这一共性却缺乏具体性。与《风波》《故乡》《祝福》《离婚》等作品中所塑造的农村典型环境相比，其差异不言而喻。 此外，就细节的真实而言，许多文章所认为的作品中对“迫害狂”患者心理活动的刻画完全是写实的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诚然，鲁迅凭借他的医学知识对“迫害狂”的神经过分纤敏、处处疑神疑鬼作了一定的如实的描写；但作品中“狂人”的心态、思路既有非逻辑的一面，又有相当强的逻辑性。在许多情节、细节上狂人表现出远远超乎精神病患者可能的推理能力、雄辩能力。 对照恩格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界定，《狂人日记》显然不是一部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小说。 持第二说的邵伯周、张硕城等认为，鲁迅主要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狂人”形象的，兼用的艺术手法是“象征手法”。他们也认为鲁迅采用象征手法把“狂人”与战士形象统一起来，狂人“只能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并认同《狂人日记》所营造的环境“是一个抽象的象征性的环境”；但他们却讳言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理由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虽然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它既不是‘唯美’的，更不是‘神秘’的，所以和象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和浪漫主义却是相符合或者说是基本上一致的”。[2] 上述研究者近似于掩耳盗铃之举，缘于20世纪80年代初乍暖还寒的特定语境，故不得不委屈“象征主义艺术方法”、将之降格为“象征手法”。其实，退一步说，纵然象征主义定义有其质的规定性，并不等于不能被转换性地运用。笔者比较认同陈涌20世纪70年代末所持的观点：“有些人把《狂人日记》的狂人当作一个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来分析，在那里谈论什么鲁迅创造的‘英雄形象’，就是因为不去区分象征的方法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其实，狂人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击旧世界的力量的象征，鲁迅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来创造的。”[4]笔者认为《狂人日记》是一部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手法相调和的作品，并且主要借象征主义表现法使人物、情节、主题显示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在《药》《阿Q正传》《明天》《风波》《长明灯》等运用象征手法的小说中，尽管作者寄寓题名以一定的象征意义、深化了主题思想(如题名“药”、“风波”、“明天”)，或赋予人物以象征意味，拓展了人物的内涵(如“阿Q”，《药》中两个悲剧主人公姓氏“华”“夏”)；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诸任务，人们即使不从象征意义上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只会有深度的差异，却不会导致质的变化。这与《狂人日记》显然有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