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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首先在于更及时地服从思想革命的需要。面对数千年的封建上层建筑，鲁迅的忧愤是那样深广，为了使艺术形式这一外壳拥有尽可能大的思想容量，即卢那察尔斯基所肯定的“开发现实主义”，鲁迅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法——这个“内蕴”远远超出“外象”的方法，以便将作品的主题思想延展得更为深广。无独有偶，苏联诗人勃洛克也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便创作了长诗《十二个》，“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创作实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的认识。 其次在于，思想革命这一任务决定了作品不仅应将观念借具体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应将具体形象高度抽象化为观念。象征主义表现法有利于浓缩生活、增强作品的概括性。《狂人日记》以它高度抽象的思想性，成为鲁迅前期反传统思想革命小说的“纲”。封建礼教“吃人”这一观念在鲁迅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又具体化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夏瑜、子君等纷纷被“吃”掉的人物形象。又如，在《阿Q正传》中，若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阿Q”这一典型，则不尽符合思想革命的需要；他还必须是“国人的魂灵”。于是，“阿Q”这一具体形象不得不高度抽象化为“阿Q主义”的精神特征。在《阿Q正传》中，鲁迅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象征手法调和得如此自如，因此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既富有典型意义又富有象征意义的复杂的艺术形象。 其三在于，思想革命需要作者着力解剖国民的灵魂，并对其进行思想启蒙。象征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它的主观性、内向性如果用得恰当，可以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客观性、外向性的补充。鲁迅曾认为勃洛克的象征主义诗作《十二个》“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6](第7卷，P.301)只要象征主义表现法运用得当，即可反映对象的精神本质。象征主义表现法尤其适于表现特殊人物在特殊状态下的心理。恰如叶芝所说：“当恍惚或疯狂或沉思冥想使灵魂以它为唯一冲动时，灵魂就在许多象征之中周游，并在许多象征之中呈现自己。”[10]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这一尝试，为鲁迅以后的创作、也为新文学提供了经验。 《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就其为思想革命“呐喊”这一思想意义而言，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如同鲁迅自省的那样，作品的艺术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手法的调和尚未如此后的《药》《明天》《长明灯》那样浑然一体，未能完全避免象征主义小说容易出现的思想容量大于艺术形式、观念大于形象的现象。 这一弊端渐次得到了克服。在《药》《明天》《长明灯》等小说中，鲁迅更圆熟地将象征的艺术方法调和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方法中，将象征性形象有机地融化于客观描写中，使象征物与象征含义之间天衣无缝，似象征，又“不失其现实性”。[6](第10卷，P.185)为尝试集合诸种方法的张力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实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