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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 张直心 王平 参加讨论

    《狂人日记》所运用的象征主义艺术方法不仅是古今中外广义的象征手法的承传与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表现法的吸取与改造。既有研究以切实的论据证明,作品除了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还受到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作的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墙》《谩》、迦尔洵的《红花》等作品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论述安德列耶夫、勃洛克将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一些作品时,曾一再肯定了这种尝试。
    象征主义惯用使普通事物变形或升华的方法,曲折地表现隐匿在普通事物背后的理念世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凭借自己那超凡的想象力,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以强化“狂人”与传统社会的内在冲突,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传递了新文化先驱者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
    有别于运用一般象征手法的作品仅仅出现个别词句的象征,《狂人日记》的形象体系具有象征性,它隐喻的是一个系统的世界。
    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手法也被鲁迅创造性地运用于《狂人日记》中:医生嘱咐病人“不要乱想。静静地养几天,就好了”,被联想为“养肥了,自然可以多吃”;赵家的狗多看了几眼被联想为“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在象征主义作品中,自由联想得以实现,往往凭借非理性的直觉与幻觉。而鲁迅则巧妙地以“狂人”作为小说的意识中心,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狂人”的感觉本身就是幻觉。这样,自由联想这一象征主义的主要艺术手法就被鲁迅在不违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了。
    鲁迅的前期小说对西方象征主义艺术方法采取的是“有所删除”“有所增益”的原则。试与西方象征主义(包括从创作整体上来看不能归入象征派的俄国安德列耶夫、迦尔询的一些以象征主义为主导的作品)的艺术方法作一比较。
    由于非理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衍生了象征主义作品中非理性的艺术特征。他们过分地强调直觉、无意识与本能,往往走向极端。在部分作品中,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内心世界游离于外部世界,不仅未能通过表现内心活动反映现实,而且连内心活动本身也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非理性恰成对照,清醒的理性始终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特征。即便在运用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的《狂人日记》中,如同美国学者哈南指出的,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智对象征的把握”。[5]鲁迅对象征主义非理性的特征是有意识地摈弃的,他曾否定安德烈耶夫“理性是虚妄的”论调。鲁迅所重视的是主观对客观的介入,而不是主观超乎客观之上。他在论述安德列耶夫、勃洛克以及望·蔼覃那些“象征写实”的作品时,无一例外地强调不失其现实性、“假中见真”。在《狂人日记》《药》《长明灯》等作品中,鲁迅也描绘某些人物的直觉、无意识与本能,这些感觉活动也是置于非理性状态下的;然而这与西方象征主义作品中的非理性是有区别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是作者;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体现非理性的只是人物,在非理性的人物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有着异常清醒的理性的作者。
    在象征主义作品中,象征性形象往往具有多义性、神秘性,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让人隐隐感到某些形而上的意向,扑朔迷离,犹如文字密码。即使在某些作品中象征性形象的指向性较明确,也不过是作为一种符号来使用的。如安德列耶夫的小说《墙》,以“墙”作为象征物,象征吃人的俄国社会;迦尔洵的小说《红花》,以“红花”作为象征物,象征世上一切邪恶势力。象征与象征含义并非是以一定的推理关系为桥梁、以相似的属性为基础而构成的。
    在鲁迅前期小说中,象征性形象大都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性,读者较容易沿着它的指向性追寻到它的象征含义。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象征性形象除具有象征含义外,自身也具有实在的具体含义;而且自身的具体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似的属性,有着一定的推理关系。如《长明灯》中一千多年前由梁武帝点起的“长明灯”,本身便是封建神权与君权的产物,在不觉醒的群众眼中,它便成了整个封建传统的象征。《药》中的“药”、《风波》中的“风波”以及其他前期小说中的象征性形象也大都如此构成。唯独《狂人日记》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象征性形象自身的含义与象征含义之间既存在着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既无逻辑性,又有一定的推理关系。
    象征派与其他现代派一样,大都是有机形式主义者。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们将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到极致,认为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这种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创新;其消极的一面,在于某些花样翻新是以牺牲内容为代价的。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鲁迅认为“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6](第6卷,P.22)他吸取了象征主义合理的一面,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狂人日记》便是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他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因为他首先是思想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他曾说:“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7]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者不能兼顾时,他“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哪怕因此可能与艺术的距离拉远。在《药》中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便是艺术形式服从思想内容的典型例子。
    鲁迅为何要在《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尝试将象征主义表现法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调和;为何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家那样将象征主义艺术方法视为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相对立的东西?探索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鲁迅的多元创作方法观。
    鲁迅在这一点上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较为接近。卢那察尔斯基肯定“为艺术之一形式的象征主义,严密地说起来是决非和写实主义相对立的。要之,是为了开发写实主义的远的步骤,是较之写实主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是更加勇敢而合乎顺序的现实”。[8]高尔基说:“《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别的戏剧是不能把人从现实中吸引到哲学的概括上面的,——这一点您却做到了。”[9]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创造性地运用象征主义表现法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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