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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祥正将自己的诗歌语言主张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写下许多雄壮与清逸风格并重的诗篇，如《金山行》诗中既有“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的雄豪壮美，也有“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的雅致清淡；庐山脚下“秋空漠漠秋气浅，碧天蘸水如刀箭”的眼前清冷秋色与想象李白骑鲸“倒回玉鞭击鲸尾，锦袍溅雪洪涛里”的惊心画面和谐融合，诸如此类的诗句不胜枚举。他极为欣赏大小谢、鲍照、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诗风，认为他们的诗歌既有豪迈壮阔的气势，也不乏清逸雅致的出尘之格调。他认为，只有多向前人优秀作品学习，才能写出富有生命力的诗歌。郭祥正身体力行向前人学习，不仅对前代和当代优秀诗人大加赞扬，同时也努力模仿他人创作，尤其以模仿李白为最。 综上所述，郭祥正的文学理论，主要是诗学理论，包含本体论、实践论两个部分。其中对诗歌作用的认知，受到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并接受了儒家传统诗教观中的经世致用思想，重视诗歌教化、言志的社会功能，提倡诗歌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儒家道德规范。这与他本人所接受的儒家道德教化以及所处社会密切相关。他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国家政治的革新运动反映到思想领域中就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强化。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心中充满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关注社会、人生，因此其文学主张也染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作为诗人，郭祥正并未忽视诗歌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抒情作用，他对“情”之内涵的扩大解说将“言志”与“缘情”两种对立的文学观联通起来，是对宋代诗学批评的一个重大贡献。郭祥正要求诗歌语言豪迈雄浑与雅致清淡并重，其中清逸淡泊的一面显然是宋初诗人所提倡的“禅悦之平淡清远”[8]49诗风的继承和发展，而豪壮险峭则是变革时期诗人积极参与国事、济世热情迸发的结果。两者的最终结合则是诗人在现实中屡受挫折、遭受打击之后重新归于冷静思考的结果，是一种“处于困境而又力图奋发的理智要求，它往往与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不满连在一起，虽然豪迈，却不痛快淋漓，而是隐含着穷愁困顿，进而衍变为奇奥峭拔，奸穷怪变。而且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和熙宁变法的难以进行，作家的政治热情开始减退，一时的激励豪迈之后，归于平淡自然”[8]55。郭祥正的诗学主张是个人生平经历、创作经验和社会文学思潮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既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的印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