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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功能在于抒写情志，那么是否只要是抒情写志的诗都是好诗呢?郭祥正进一步提出诗歌的评价标准，认为诗歌应当有所兴寄，要中正平和，不能伤之太过，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只有“思无邪”的诗歌才是优秀作品：“李翰林杜工部，格新句老无今古。我驱弱力谩继之，发词寄兴良辛苦”，“明时不作《离骚经》，与君高咏思无邪”，“况攻李杜吟，字字无淫声”。李白和杜甫是郭祥正心中的典范，他们的诗歌格调新颖，句法老成，他尽力去学习，然而总觉得力弱而无法追赶，因为“发词寄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郭祥正认为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歌是真正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评价标准的佳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他也认为屈原作《离骚》，虽也是抒发个人心中之郁结和忠君爱国之理想，但是却怨愤过度，违背了中正平和的原则，不能视为优秀作品。 郭祥正认为好诗的创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创作者要自觉地向前贤、他人学习。他认为模拟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与友人论诗谈诗都是在向他人学习。此外还要向书本学习，即用心揣摩儒家经典文章：“五言雅重参二典”，“琳琅谐八音，雅重参二典”，只有这样，创作出的诗文才能雅正庄重。二是要具有创作能力。郭祥正认为，创作者首先要有“心”，由内心而发，“笔下琳琅写心素”，接着作者之“心”因外物感发而“思”，产生“诗思”，只有通过“诗思”将客观存在的物象转化为诗歌中的意象，才能传情达意。 (二)思维与创作：言不尽意与言外之意 通过欣赏他人诗作并结合个人创作体验，郭祥正注意到诗歌语言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意识到语言与意义之间存在不对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4]563“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5]448即使在同一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所要表达的意义也不能形成完全对应，创作者很难使用准确的语言在作品中传达个人的真正意图。这可能并非创作者自身使用语言能力的不足，而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自身所蕴含着的遮蔽性造成的。郭祥正常常感叹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词不足以尽寄兮托余思于江流”，“诗辞搜亦苦，物状竟难肖。终篇写亭壁，翻惭画师妙”[1]72。 郭祥正还发现，由于诗歌语言具有较大的张力和包容性，在有限的语言词汇里往往包含无限的内容和意义，因此对诗歌的理解接受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语言上，诗歌中蕴藏的“味”才是诗之精华所在。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富于想象、情感、理想和自由的文学样式，不同于小说、戏剧、散文，它没有足够的语言空间来展现创作者的意图，它对语言的要求最为苛刻。诗的语言是高度艺术化、审美化的语言，通过比兴、象征、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而形成诗歌所特有的诗性语言：含蓄、隽永、蕴藉、朦胧。郭祥正认为优秀的诗歌往往具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对诗歌的欣赏需深观其意，而后去意尚味，抛弃语言桎梏，体会其中之味。他认为即使如图画，也只能描摹现时片刻场景，体现现下暂时之像，而场景之外的作者之“意”与“味”便无法展现了，然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却恰恰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