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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引录文字，依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以上引文，分见第10、13页。 ②猴行者先是预告：“我师曾知此岭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妖怪，以至吃人。”当妖怪现身时，猴行者挺身向前，且说：“我师不用前去，定是妖精。”终于败灭白虎精。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17～18页。 ③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55～56页。 ④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前言》(先前曾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为题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后收入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对“诗话”的题名有不同的特别意见：“《取经诗话》题名中的‘诗话’，并不是标明它的体裁。其另一刻本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可证‘诗话’可能并非原书题名的固定组成部分。或许原本《取经诗话》同于某些敦煌写卷，并无题名，由于一般南宋人不了解唐、五代变文话本的形式，仅注意到书中人物‘以诗代话’的特点，于是名之‘诗话’，以此表示它和当时流行话本的不同。”(第4页)。他们前此发表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也不认同该书是宋代文本的观点，力辨该本是“唐五代‘俗讲’的底本，或者说就是一篇变文(采用‘转变’形式讲唱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66页)。此说，下文再及。 ⑤《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出版上卷，含一至十五篇(论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在内)，下卷于1924年6月印行，1925年9月出版合订本。 ⑥本篇引用鲁迅文字，悉依《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⑦收集于《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中。 ⑧收入《二心集》。 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59页。 ⑩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页。 (11)程毅中：《宋元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页。 (12)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十一章《说经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13)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年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14)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5)袁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与方言基础》，《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16)汪维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0年第4期。 (17)明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已提到旧序“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也，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云云(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5～76页)。现代学者如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1985年连续刊载于《明报月刊》)则深入考察了《西游记》与全真道教的关系(《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71页。 (19)陈洪《论〈西游记〉与全真之缘》综合前贤研究，就民间宝卷所呈现的西游故事做了分析，其结论曰：“一，从今本《西游记》可以发现大量全真教的痕迹，说明在《西游记》成书的过程中有教门中人物染指颇深；二，百回本成书之前，《西游记》的故事已在多种民间宗教中流传，而其情节及人物都与教义特别是内丹术产生了关联；三，这些民间宗教多受到全真教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判断《西游记》在成书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全真化’的环节当非牵强。”(《结缘：文学与宗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0)《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31页。 (21)(22)(23)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研文出版，1984年，第29～30，29，40～41页。 (2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46页。 (25)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630页。此一传说故事，法显已先玄奘记录：阿育王昔作小儿时，当道戏。遇释迦佛行乞食，小儿欢喜，即以一掬土施佛。……因此果报，作铁轮王，王阎浮提。乘铁轮案行阎浮提，见铁围两山间地狱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狱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狱治罪人耶?”臣答言：“唯有极恶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恶人。见池水边有一人，长壮、黑色、发黄、眼青，以脚钩鱼，口呼禽兽，禽兽来便射杀，无得脱者。得此人已，将来与王。王密敕之：“汝作四方高墙，内殖种种花果，作好浴池，庄严校饰，令人渴仰。牢作门户，有人入者辄捉，种种治罪，莫使得出。……”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门，狱卒见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请须臾，听我中食。俄顷，复有人入，狱卒内置碓臼捣之，赤沫出。比丘见已，思惟此身无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罗汉。既而狱卒捉内镬汤中，比丘心颜欢悦，火灭，汤冷，中生莲花，比丘坐上。狱卒即往白王……王即随入。比丘为说法，王得信解，即坏地狱，悔前所作众恶，由是信重三宝，常至贝多树下，悔过自责，受八斋。(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26)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72～73页。 (27)太田辰夫：《西游记研究》，第42～47页。 (28)《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佛教呈现，甚为复杂。如“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记法师“点检经文五千四十八卷”，是《开元释教录》所载的精准数字，而又说“只无《多心经》本”(《校注》第40页)，要到“转至香林寺受《心经》处第十六”才由定光佛授予(《校注》第44页)。这与唐代玄奘与《心经》的真实关联相差甚远，《心经》在玄奘取经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弟子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太平广记》卷九十二“异僧”的“玄奘”条都有记载，甚至与今传的《西游记》记述也大相径庭(第十九回中由浮屠山乌巢禅师传授)，太田辰夫且提出定光佛授《心经》或是受到宋代的时代风气之影响(《西游记研究》，第38～39页)。此一问题，需做另外的专门考察，本文不赘。 (29)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曾提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该文收入《坟》。 (30)程毅中：《宋元话本》，第28～29页。 (31)既称“再吟诗”，则前之韵文自当属五言诗矣。 (32)《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37页。 (33)陈汝衡：《说书史话》，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76页。 (34)见上引“行者再吟诗”的七言，之前的五言，则属对答性的韵语。 (35)该节包含两个故事段落(见下文分析)，各自的终了处皆缀有诗歌。 (36)胡士莹曾对话本中之韵文功能做过概述：“韵文主要是静止地描绘品评环境、服饰、容貌等细节，或描写品评一个重要行动的详情，起烘云托月的作用，以补散文叙述的不足，加强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并在表演时起多样化的调剂作用。”(《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143页) (37)《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3页。以下所引诸节，随文注明页码。 (38)“休言”云云乃针对法师前诗之首句而言，是两诗相关呼应的明证。 (39)此处韵文在节中，法师留诗，女王“见诗”而后引入内宫：诗歌乃故事进展之一环节无疑。 (40)长篇讲史类话本的情形与此大致相类，比如《全相三国志平话》除了赵云与刘备之间骚体对歌(卷中)具有情节性功能外，皆为外部的说书人立场，往往冠以“有诗为证”，或许具有故事情节段落的标志意义，但其出现和分布并不规律，如卷中的结尾处便没有韵语部分。 (41)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91页。据程校，此处十四字，《京本通俗小说》作“碾玉观音下”。这一表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每节以诗结尾的格式类似，但此处韵语仍是叙述人口吻之辞。 (42)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第363～380页。程氏据清平山堂刻本辑录，基于以往的研究，以为该篇“尚合乎宋代习俗”，但“有明显的元明语言特点”，“似以宋人作品为基础，又经元明人修订”(《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第363页)。一般而言，这样的文本的语言表现会受后代影响，而篇章体制则应大致保持原初的格局。 (43)《宋元小说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2～363页。 (44)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3页。 (45)(48)(49)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255～256，555，554页。 (46)P3645写卷后有“刘家太子变一卷”，是亦当定为变文。 (47)佛经十二分教中有“长行”，又称“契经”，即指经中直说义理的散文；另有“重颂”，又称“应颂”，即重复叙述长行所叙说的韵文诗歌。 (50)(52)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027～1028、1103～1104页。 (51)P3048写卷，前题为“丑女缘起”，而卷末有“上来所说丑变”一句，是亦可谓之变文。 (53)V.H.Mair,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54)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66页。 (55)第三、四、五节无“处”，未必就是确然没有，而很可能是原有而刊印时缺漏的。徐朔方先生为《古本小说集成》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撰写的前言，正确地指出：“本书编印草率，它是较为拙劣的一个幸存版本。”他特别举出第十七节的题目误刻作“十三”的例子。 (56)如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59～60页。 (57)原卷(北图新0866号)无题，此为拟名。以下六例，随文分别注明在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书中的页码。 (58)此篇始以下的几种，原卷没有明确的“变”或者“变文”的题名，皆为拟题。 (59)此为梅维恒教授1981年夏天在敦煌考察时所见，V.Mair,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74.中文本见杨继东、陈引驰译：《唐代变文》，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91页。 (60)参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61)内有一例，无韵语诗歌接续其后：“长着见目连非时乞食，盘问逗留之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035页)。 (62)分见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025、1036页。 (63)V.Mair,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75.中文本见《唐代变文》(杨继东、陈引驰译)，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91页。更多的讨论请参英文本pp.75～80，中文本第92～97页。 (64)而且宋代的艺人与图像的关系颇渺然，陈汝衡即曾指出：“说唱话本的人随带图像，宋代的瓦肆艺人似乎没有过。”(《宋代说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65)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025页。 (66)变文中韵语诗歌之前套语的讨论，参V.Mair,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79-80,86-88，中文本见杨继东、陈引驰译：《唐代变文》，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96、103～104页。 (67)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1026页。 (68)近世通俗文学中类似的分题方式，不妨看20世纪初发现的《刘知远诸宫调》残本，存题目若干：“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知远从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知远投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题颇有相似之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曾经提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59页)。 (69)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43页。 (70)该节行文先是“迤逦登程，遇一座山，名号‘香山’……举头见一寺额，号‘香山之寺’”，而后“前行百里，猴行者曰：‘我师前去地名蛇子国。’且见大蛇小蛇，交杂无数，攘乱纷纷”。而终了处，法师留诗则曰：“行过蛇乡数十里，清朝寂寞号香山。”是先经蛇子国，而后再到香山，与前文不合。 (71)(73)(7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27，48～49，17～18页。 (72)徐朔方为《古本小说集成》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所撰前言已指出此一情况。 (7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38～14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