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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学术史上，学者多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南宋时代的文学制作： 郑振铎除前鲁迅文中引及的单篇文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论说《话本的产生》一题时，与“宋人词话”并提，论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二者的结构却是很相同的，当是同一物”。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论及此书：“此书刻工字体质朴中有圆活之致，证以王氏(案指王国维)跋语，当是南宋晚期的刊本”，⑩因而列入第七章《现存的宋人话本》。 程毅中《宋元话本》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该是一本早期的说经性质的话本”。(11)其后来的《宋元小说研究》仍持此说。(12) 古代文本的传写或刊刻时代，并不直接标识其写成时代。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最近三十年，有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的研究较多。1982年，刘坚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考察，结论说：“从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对《取经诗话》和变文所作比较的结果来看，两者之间相似之处是很多的。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敦煌所出《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叶净能诗》一样，其时代早于现今所见宋人话本，这样说大概不能算过于武断。……它的语言确实与南宋的话本有所不同。根据我们在前面所作的考察，这部话本的时代还有可能往上推到晚唐五代。”(13)同年，李时人和蔡镜浩结合了语言学、俗文学和宗教学各方面的证据，力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于唐五代，并明确提出它是当时俗讲的底本，而非之前有学者提议的宋代“说经”之本；(14)他们基于文本早期的设定，校注该书时运用敦煌变文作为参照，考校该书文本，颇有收获。 然而，正如近二十年后袁宾所指出的，之前的研究揭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早期的语言层面，但对其所包含的迟晚的层面，未必充分考虑。而恰恰是晚后的层面，才能标示现存文本最终的形成时代。袁宾的工作，集中在“被字句”，由其若干句式类型的比例，对照晚唐五代至元代的相关文献，得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最为接近的是《三国志平话》和《七国春秋平话》等，而与敦煌变文差距甚远，从而确认《诗话》最后的年代在元。(15) 语言学考察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并非铁定落实。汪维辉基于日本学者矶部彰的研究，肯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刻本的年代大致在南宋末数十年间，以语言学之外的文献学证据，否定了更晚的元代说。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他坦然提出了语言学论证的有限性：“一旦用语言以外的证据确定了《诗话》的刊刻年代下限，那么书中出现的所有语言现象就不可能晚于该时间，假如有一些疑似后代的语言现象，我们不应该怀疑其为后代所改，反而应该考虑对这些语言现象的断代本身是否存在问题。”(16)其实，语言学考察工作本身，如果足够客观，其结论都无问题。问题在于，对一个比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的文学文本的研究中，语言学考察的预设前提为何? 我们可以相信，刘坚、李时人和蔡镜浩，以及袁宾分别进行的语言学考察，都是恰当、合理的。但正是在这样两边都具合理性的情形下，展示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本在语言上的多层面性，这是不同历史时代的语言特点在一个文本中层累地留存的表现。语言学上显示的文本历史时代的多层性，揭露的也正是文本形成的历史层累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