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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频繁出现，是因为变文的演述，往往与所谓“变相”的图像相配合。其实，变文之类讲唱文学文本采用“处”字，标示与变相的关联，最初的起源，或在图像传统之中。如莫高窟76号窟东壁右部窟顶位置，为描绘佛本行的壁画，分别有题榜如下： 熙连河浴澡处 太子六年苦行处 太子雪山落发处 教化昆季五人处 太子夜半逾城(59) 此一特征呈现于文字文本，明确显示出变文演出时有图画的配合，如P2553《王昭君变文》中有“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P3627《汉将王陵变》有尾题作“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而文中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这里所谓“铺”，在唐代是变相图画或塑像的表示单位，唐代文献中类似用法不胜枚举。(60)尤其上引《李陵变文》第一及第三个含“看”字的例子，显而易见应该是变文的演述者在指示相关图相让听众观看，除此之外，难以有别的解释。另外的例子，见于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虽然该卷子今天不见图画的痕迹，且“并图”两字有被划去的痕迹，但不管对此做何解释，这卷变文原是配合着变相图画则无可置疑；其文本约有十七例“某某处”，(61)至如“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且看与母饭处”两条，(62)与《李陵变文》一样含有“看”字，更是有力的佐证。这一配合了图相来讲说故事的形式，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小说。虽然已是写出供阅读之用了，但仍然保持着对听众口头演述的现场态度，称读者为“看官”就是一例。 “处”在图像传统中意味着一个空间的展示，而在变文之类文字文本中，除了体现出图像的空间性展示，还逐渐具有表示“叙述序列中的一个事件”的意义。(6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本没有体现出与图像关联的切实证据，(64)其各节标题中的“处”，即应当做类似的理解。 问题是，如此“处”的标示，在变文中虽然具有表示“叙述序列中一个事件”的意义，但它们的连缀并不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样，构成故事发展的基本结构。不妨就含“处”例颇多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来做一考察。大致说来，该写卷中各“处”，皆在变文的韵语诗歌之前出现，有时且与变文文本中引导韵文的套语结合：如P4988写卷在“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后，有“若为”两字，即“若为陈说”之省；(65)而前举《李陵变文》含“处”各例中第二、三、五句后即有“若为陈说”，而第四、六句后是“若为”。(66)此类套语提示了变文讲唱演述时吟唱部分，并且如前提及的，“看……处”样式的表达，暗示或有图画配合。这些“处”字标识的场所、行为等，大致呈现了故事情节的脉络，但并不很清晰，尤其是“某某处”之后的韵文诗歌，通常无法分隔情节段落，聊举一例： (目连)向冥路之中，寻找问阿娘不见。且见八九个男子女人，闲闲无事，目连向前问其事由之处： “□□□□□，但且莫礼拜。 贤者是何人，此间都集会。 闲闲无一事，游城郭外来。 贫道今朝至此间，心中只手深相怪。” 诸人答言启和尚： 只为同名复同姓，名字交错被追来。 勘当恰经三五日，无事得放却归回。 早被妻儿送坟墓，独自抛我在荒郊。 四边更无亲伴侣，狐狼鸦鹊竞分张。 宅舍破坏无投处，王边披述语声哀。 判放作鬼闲无事，受其余报更何哉。 死生路而今已隔，一掩泉门不再开。 冢上纵有千般食，何曾济得腹中饥。 号咷大哭终无益，徒烦搅纸作钱财。 寄语家中男女道，劝令修福救冥灾。 目连良久而言：“识一青提夫人已否?”诸人答言尽皆不识。目连又问：“阎罗大王住在何处?”诸人答言：“和尚，向北更行数步，遥见三重门楼，有千万个力士皆持刀棒，即是阎罗大王门。”(67) 目连与冥路诸鬼的诗体对答及其后的问答，是在一个场景之中发生的。如此在诗体之后故事情节紧续进展而非告一段落的情形，变文中常见。显然，《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变文非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样，韵文诗歌在一个故事情节段落的终了处出现，因而，与韵文相伴的“处”也就自然没能承担分隔叙事过程中各故事的功能。 诗体部分既然未有扮演总结故事情节以间隔各段落的作用，那么它在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类变文中的性质功能，与它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显见是很不一样的。或许可以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处”为题分隔各故事段落，并在每一故事段落之末必以韵语诗歌终结的方式，想必是后来兴起的，(68)虽然这样含“处”的标示方式，与变文讲唱及其文本中的表现之间应存在前后源流关系。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韵语诗歌终结每节的方式，透露了时代较为晚近的消息，它在宋代话本中倒是常见的，“像《西山一窟鬼》可以分做十多回，《错认尸》从每段的起诗与结诗来看，也可分做十回。《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每逢用‘正是’之处，就是一个段落之处(偶尔也用“未知后事如何”的句子)。每个段落开头总是有四句诗，每个段落结尾也总是有诗两句”。(69)在这方面，《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韵语诗歌的功能与宋代话本更近。 与结构体制相关，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提及。如果细致考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各节的叙述结构，残损乃至非常简略的章节不计，较为丰赡也或许是较为完整的诸节，其实不少都包含了两个乃至更多的故事段落。比如“入香山寺第四”实包含了香山寺和蛇子国两部分；(70)“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是狮子林和树人国；“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则有大坑、大蛇岭和火类坳等三关；“经过女人国处第十”在女人国之前还经过了一“荒屋漏落，园离破碎”的“少人民”之国，且该段落之后，法师、猴行者分别有诗，(71)与现存文本所分的各节的篇末情形相类，庶几可以分隔独立；“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包含了两个故事，题目完全不能体现后半部分法师等回京及最终“乘空上仙”的大结局，(72)而前面王长者家的故事，结尾也缀有长者、法师和众人的三首诗，(73)与“经过女人国处第十”中“少人”国一样，也可以独立出来。 再看提及各节的两个故事，往往其中之一较短小简略：如第五节狮子林甚略，而树人国则完整而细致；第六节的大坑和大蛇岭近乎一笔带过，火类坳白虎精一段则浓墨重彩；(74)第十节不用说女人国是重头戏，“少人”之国只是过场。而且这些相形较为短小简略的故事，都在较详细的那个之前。似乎不能贸然说短小简略的犹如“头回”，(75)只看一节故事中并置两个情节段落，确与后世的章回小说体制有类似处，或许可算显示了后者初步的体制格式。 当然，这些表现绝不是现存任何唐五代变文所具有的。 通合以上种种零碎的观察，最简单地说，如果一定要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文本体制做出推拟，从其中的韵文部分及章节结构体制观察，它应该是变文类讲唱文学和宋元说话伎艺的中间物，是早期形成的故事经过宋代说话方式乃至刊刻行为的调整之后的结果。 本文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举办之“宋元文学与佛教”学术研讨会而草写于2012年春季，之后于2013年4月先后在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和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报告过。初拟之时，曾与同事朱刚、梁银峰及学生李栋议及，得到启发和帮助，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