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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用语。“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后来之所以在平政院提出诉讼，还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才做的，结果是得到胜诉。”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56页。“朋友们”是指谁?章士钊与平政院关系如何?这些不是愚蠢的话题。“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这半句话还有章士钊并无实权，如秋蛩余日无多的意思。 ②“当时新招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见《刘亚雄同志谈女师大风潮》，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 ③转引自《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至183页“注14”。这条启事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1925年12月16日《致教育界维持公理会书》上所说大致相合：“一号敝校开各界欢迎会时，其意在报告本校数月来情形，及当日恢复之经过，时萧先生既在座，又为女大之教务长。同人等以为今日女大之所有，完全系接收前敝校所有而来。敝校既恢复，当然有执行收受手续之必要。胡氏既经避匿，则一切当然向肖先生是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第310页。 ④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0页至第423页。马寅初服从了教授在外兼职者改为讲师的规定，但是向蔡元培建议，为防止教授的称号被“一群无耻之徒所盗用”，应对教授职称申请人实行“极严之考试”。同上，第423页。 ⑤1925年8月17日教育部正式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女子大学，章士钊任筹备处长，次日北大评议会投票决定与教育部脱离关系(6票反对，7票赞成)。这是“倒章”的重大举措，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北大对章士钊独立”。女师大部分学生“驱杨”，目的是“迎易”(培基)。女师大解散，女子大学另聘校长，意味着“迎易”运动前功尽弃。因此女师大少数人必须坚持办学，而“倒章”也须臾不能松懈。北大评议会18日的会议，实际上是李石曾一手操纵的，当日代理校长蒋梦麟(校长蔡元培访学欧洲)并不在北京。投票结果引发北大很多教师抗议。这次评议过程中多不合常规之处。详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7页至第13页。 ⑥鲁迅这篇文章的措辞给人以胡适等教授支持章士钊的印象，其实不然。颜任光等17位北大教授8月21日宣言中的一段文字非常重要：“我们对于章士钊氏的许多守旧的主张是根本反对的，他的反对国语文学，他的反对新思潮，都可证明他在今日社会里是一个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他在总长任内的许多浮夸的政策与轻躁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应当反对。但我们主张，我们尽可用个人的资格或私人团体的资格去攻击他或反对他，不应该轻用学校机关的名义。就令学校机关万不能不有所表示，亦不当轻用妨碍学校进行的手段，因为学校里大部分的教员学生究竟是做学问事业的，少数人的活动，如果牵动学校全体，便可以妨害多数人教学的机会，实际上便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叫嚣哄闹的风气造成之后，多数的教员、学生虽欲专心教学，也就不能了，所以我们主张：(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二)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9页。 ⑦“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的了。”《鲁迅全集》，第3卷，第179页。 ⑧转引自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5年再版，第342页。 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91页。蔡元培自1923年7月至1926年年初游欧，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权力，出任委员长一事，他自己恐怕也是蒙在鼓里。1926年6月28日，蔡元培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大校长和中俄庚款委员会委员长之职。7月5日，他又在复胡适函中谈到当初自己不知设委员会的情形以及争取俄款的难处：“俄款本已全由吾国政府支配；从前借俄使之压力，作成俄使得有‘专用于教育’之要求而设委员会以处理之，其经过情形弟不甚明了，第三者已有放弃主权之攻击。俄委员对于维持国立各校之提案，屡屡梗议，其用意何在?先生曾为弟言之。彼现在岂屈服于军威而软化乎?弟以为不若是之易。”《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733页。 ⑩李致忠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1期，第6页至第10页)一文对此论述较详。 (11)转引自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续编》，地质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12)转引自马胜云等编著《李四光年谱续编》，地质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13)《鲁迅全集》第3卷，第241页。李四光名义上捐出的这笔中方的欠账一直未到位，鲁迅也就不必“更正”了。由于中方不能履行义务，图书馆的馆务不能正常进行。梁启超在1926年7月曾设法动用苏联退还的庚款，未果。见《李四光年谱续编》，第103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南下南京、上海，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时间当在1927年11月或12月。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李四光任所长。此时李四光辞去北大兼职。李四光停支图书馆副馆长薪水的时间待考。梁启超基本上住在天津，图书馆事务主要由李四光和图书部主任、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负责办理。他在1926年9月14日家信上说：“这回我入京到馆两个半钟头，他们把大半年办事的纪录和表册等给我看，我于半年多大大小小的事都了然了。真办得好，真对得我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2页。梁启超同一年10月15日对张东荪言及图书馆经费：“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五万，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则仅三千耳。薪水馆长三百，副馆长二百五十，图书部主任二百，以下无超过一百者。”同上，第705页。新的图书馆建筑即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部，1931年落成，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 (14)丁燮林建国以来改称丁西林，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他在1954年至1973年还是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馆长。 (15)见《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1926年3月6日，第11页至13页。 (16)《猛进》和《语丝》曾揭露《现代评论》收受过国民党和段祺瑞(或教育部)两方面的津贴，《现代评论》作者之一唐有壬在上海《晶报》发文(《〈现代评论〉被收买?》，1926年5月12日)辟谣。所谓的“津贴问题”疑点甚多，即便存在，也无关陈源个人，而且不能据以证明《现代评论》所刊文章的论点无效。正如中华民国大学院给鲁迅发放特约著述员的薪金(每月三百元)，不能解释为国民党出资买奴才。《猛进》和《语丝》凭耳食之言大加发挥，体现了当时的论辩风格。散木在《从〈李宗侗自传〉想到〈猛进〉周刊》一文(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谈及此事时指出，北洋政府拨专款按月资助各报馆，是一种制度性的集体行为。 (17)转引自《湖南教育杂志》第4卷1925年第5期，第9页。这条信息由郭道平博士转来，在此致谢。 (18)宓汝成《庚款“退款”及其管理和利用》，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89页。“对教育事业的拨款，实从1926年开始，年拨美金20万元，至1930年增至35万元，持续到1938年止。先后13年，共计美金395万元。”显然，这总数不含1925年的26.5万元。 (19)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会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95页。中法交涉庚款退还的过程因所谓的“金法郎案”而变得极为纠结，详见王树槐《庚子赔款》，第4章第3节。 (20)《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中第十五编“杂录”第二章《庚款兴办教育经过》，第70页。 (21)转引自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6页。 (22)《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五编“杂录”第二章《庚款兴办教育经过》，第84页。 (23)《现代评论》第3卷67期，第2页。这一期文章都作于“三一八惨案”之前。 (24)“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但俄国庚子赔款，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诸校。俄国使署近亦较前容易商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731页至732页。 (25)李石曾1929年出任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直至1949年。见年谱第68页和第112页。 (26)见南京档案馆全宗号五(2)，案卷号1379。这一信息由吕晴、胡博提供，在此致谢。 (27)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143页。蔡元培此处用的是“注册处长”，前后不一，但由李宗侗负责全国商标注册的政府部门，这一基本事实不变。蔡元培20天后为其子蔡柏龄到法国大学进一步深造一事致函李石曾，请他托法国驻华公使电告法国外交部，认可蔡柏龄学历。《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161页至162页。蔡柏龄是李石曾所办孔德中学的毕业生，已在法国大学留学。 (28)192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已将北京各国立大学合并，改名国立京师大学。1928年6月8日，易培基在南京国民政府会议上提议，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未到任时由李石曾署理。决议通过。一周以后，大学委员会决议：蔡元培表示不往北京，即以李石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会上胡适与易培基、吴稚晖发生争辩，次日辞去大学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胡适后来回忆，他在南京开会时反对大学区制，坐在他旁边的吴稚晖站起来厉声说：“你吗，就是反革命!”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国民政府在6月19日的第73次会议审议通过大学委员会的决议。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3卷，第231页至236页。又据《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易培基、吴稚晖等人为李石曾争取北方教育控制权的时候，李石曾正在美国访问。他于7月29日回到南京，不久主持拟定《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9月获国民政府会议通过。这份《组织大纲》决定合并北平前国立9校及天津国立北洋大学为国立北平大学，裁撤河北省教育厅，由北平大学监管河北教育行政，李石曾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见第65页。北京大学学生请愿保留原有学校结构与校名，结果改为北大学院(陈大齐任院长)，仍由北平大学主管。此后各大学纷纷要求独立，尤其是北大学生停课护校，组织武力护校团反对接收，又掀起一场学生运动。1929年7月，大学区制取消。详见周天度著《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至285页。 上一页1下一页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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